因为举报信息失实或者诬告陷害而导致检察机关疲于奔命、无功而返，非但人为导致了检察机关工作量的增加，延误正常的工作进度，而且会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法律必须对这种行为予以遏制。如果举报人为发泄私愤，利用举报行为，捏造事实，故意诬告陷害人，而向有关机关告发，就构成了企图陷害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
刑法》第
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该法也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举报失实或者错告，和诬告陷害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关键看行为人是不是故意的，举报人举报不实或者错告是因为对情况不十分了解或认识上误会，情有可原。因此《
刑法》在处罚诬告陷害行为的同时，也对举报失实不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举报诬陷他人的情况，在举报人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少数，因此没有必要过于敏感。根据1993年的高检工作报告，自从1988年设立举报中心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通过举报受理的贪污贿赂线索已达73万件次，查办利用举报诬告陷害他人案件仅328件，不到万分之五！可见，举报人蓄意诬陷他人的情况，在举报中并不多见。而同期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件，却有2922件之多，是前者的9倍！因此，这有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恐怕是要转移到保护举报人而不是提防举报人之上。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检察机关对于追究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拖沓低效，与举报人受到质疑、刁难、打击、报复之快，已经成鲜明的对比。甚至接受举报的机关也成打击举报人的帮凶，为虎作伥。李文娟没有受到保护反而身陷囹圄的遭遇，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因此，在检察机关和举报人的关系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可能不是举报人的匿名举报、多头举报以及信息错漏造成的举报制度困局，而是举报人内心深处那种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使举报人丧失了安全感。据江苏省有关部门反腐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掌握了检察机关管辖的犯罪线索的人，只有四成人明确表示会举报，而大多数人不愿举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1这到底是举报人的责任，抑或检察机关的责任？
五、如何改善检察机关和举报人的关系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检察机关作为查处职务犯罪的主要机关，是广大举报人寻求正义伸张之所。检察机关在举报制度中也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虽然举报已经成为我国检察机关立案的主要渠道，法律也规定了关于举报人的保护以及激励机制，但由于这些制度的实施上基本处于检察机关自我裁断，检察机关成为一个行政机关，缺乏诉讼程序所要求的公正、透明，因此，在制度的执行力上，大打折扣，举报人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反而成为检察机关屡屡伤害的对象。他们不但承受着来自被举报人的有形无形之威胁，而且也承受着来自检察机关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比被举报人的压力更甚。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主客观原因，但是制度上的原因却是最为致命的。笔者越来越感到，李文娟和龚远明等举报人的悲剧，并不是单个的事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是体制内的积弊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表征。通过本文的研究，原因其实已经不难发现。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举报制度的规定大都是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规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宪法、
刑事诉讼法和
刑法中对举报的规定是简单而笼统的，大量的关于举报的规范性文件，都是通过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规则来实现的。《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举报工作的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做好署名举报答复工作的通知》等等，都是属于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规则，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在立法体系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至少应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才有法律的效力。虽然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安全权利有所提及，但举报人的其他权利，都是在部门规章中规定的。
第二，这些规则通常都是实体性规则，没有实施性规则，更加没有救济手段。在刑事程序法上，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1同样，举报程序性规则也是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的，但是在现行的举报制度中，实施性规则是时常缺位的。例如，对于举报人的预防性保护，空有条文，没有可操作性。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法律规定，虽然有实施性规则，但在救济手段上非常有限，难以保障举报人经济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缺乏可操作性和救济途径的规则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是一种宣言。
第三，检察举报工作是一种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制度，缺乏程序应有的公正和透明。检察机关接受举报线索、开始案件侦查本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过程，应该具有起码的公正和透明，至少应该受到一定的监督。但是，现行举报制度已经完全行政化，除了检察机关外，其他主体很难介入监督。其中如果有什么暗箱操作，也难以得到及时的纠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并不是在任何执法过程总是处于监督者的地位，它也有接受监督的义务，这才能体现权力制衡的效果，否则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只能依靠检察人员的道德自律。举报工作中的法律制度在规范检察机关义务和责任方面，仍欠具体。
第四，对于检察举报过程中的工作失误，缺乏可诉性，对检察机关没有什么制约。本文提到检察机关与举报人的纠葛，虽然只是从检察机关工作的难处方面考虑，但是潜台词却是举报人对于检察机关工作的不信任感，因为检察机关在举报中出现工作失误的案例已经很多了。但是，泄漏举报人李文娟信息的工作人员得到处理了吗？没有。因为法律根本没有对处理举报工作失误规定正式的制裁措施，那么举报工作者因为各种利益驱动而违法、甚至权力寻租的行为，1就永远不能堵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