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派的上述观点，很快就遭到了礼教派的猛烈批判。张之洞在《遵旨核议新编刑事
民事诉讼法折》、《学部覆奏新刑律草案有妨礼教折》中，劳乃宣在《修正刑律草案说帖》、《管见声明说帖》中，对此作了系统论述。综合礼教派的观点，他们反对把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挂钩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礼教派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主要靠国家实力的日渐强大，而不仅仅是法律的改革。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效力有在法律中者，其实力有在法律外者” [8]（P199）“其实则专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8]（P117）“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精义弃置不顾，全袭外国格式之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之效也” [8]（P199）。因此，修律的目的应当是有裨于国家治理从而使国家强盛，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而不是直接将收回领事裁判权作为修律的目的。第二、法律问题也不单纯是立法修律问题。礼教派认为，近年与英、美、日本订立商约，的确有他日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承诺，但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等语，而“所谓‘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十字，包括甚广。其外貌则似指警察完备，盗风敛戢，税捐平允，民教相安等事。其实则专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 [8]（P117）。所以，单就条约本身和西方列强的承诺而言，也是很复杂的。律例情形并非仅指新刑律，审断办法并非仅指刑事
民事诉讼法，一切相关事宜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决非法礼派所言“今幸续订商约，英、美、日、葡等国，均允于改良刑律之后，侨民悉归我审判”。第三、“改同一律”并非事事相同。对于条约中的“改同一律”，礼教派认为只求大体条款相同而非所有条款一一相同。因为“罪名条款东西各国之律，本自各不相同” [8]（226），既然法理派都认为“
统计法系约分英、法、德三派”，那么“是同于英者未必同于法，同于法者未必同于德。” [8]（P199）。西方法律并无一个统一的版本，中国法律规定欲求和他们一一尽同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礼教派还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改革先学法国、后学德国而仍无碍于收回领事裁判权为例，说明中国法律中不同于西方的有关纲常伦纪条款的存在，并不会妨碍领事裁判权的收回，法理派所谓的“修订法律所以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地步，刑律中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 [8]（P225）是站不住脚的。
应该指出，礼教派并非一开始就质疑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1905年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首先提及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礼教派就没有提出异议。原因在于当时的改革措施，是在旧律基础上的修改，没有立法原则上的根本变化，从而能获得了普遍好评，所谓“旨下，中外称颂焉”[3](P1033)。但自1906年7月清政府决定“仿行宪政”、实施“预备立宪”之后，清末的法律改革便开始向纵深发展，致力于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实行司法独立。由是，异议蜂起，并进而从具体法律条款的争辩发展到追究修律的目的和宗旨。
1906年4月，新编《刑事
民事诉讼法》草案由沈家本等上奏后，朝廷出于慎重起见，发往全国各地讨论。结果遭到了各将军督抚和都统的反对，其中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在《遵旨核议新编刑事
民事诉讼法折》中，针对采撷西法修订法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主张，张之洞系统阐述了单纯修律收不回领事裁判权的观点。结果，草案由于“各督抚多议其窒碍，遂寝” [3](P1033)。1907年10月，沈家本将《大清刑律》草案上呈后，清廷分发各地要求督抚们签注意见。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身份，首先对沈家本如此“不思悔改”、“变本加利”进行了全面和严厉的批判。好在张之洞比较开明，又一向赏识沈氏的才能。所以最后才“对事不对人”，没有追究沈家本坚持把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挂钩的动机。但随后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又领头出来与法理派展开大论战的时候，则直指法理派坚持此说的动机，认为那不过是废弃纲常名教、一意摹仿外国的籍口，“收回领事裁判权之说，道德法律不当浑而为一之说，乃说者恃以抵制纲常名教之说之坚垒也” [3]（P228）。但“新律之不可行，督抚言之，各部院大臣驳之，言路参之，即同馆之人如劳乃宣等亦起而攻之，而皆无丝毫之效，一任二三奸党抵死护持，将内外各衙门签注各条尽行驳斥”之后，礼教派痛感“此不但我朝三百年来未有之变局，亦中外古今所罕见也”。大骂法理派为“天生无数幸灾乐祸之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说为“一种荒唐鬼怪之说”，目的是用来行骗的，“臣料宪政编查馆诸员，亦自知领事裁判权决无收回之望。各国刑律互相歧异，万无改同一律之理，不过籍此欺我皇上耳”。[9](P9935-9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