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在玉林师范学院的讲演-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三、何谓“学问”？
　　我们是学问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也就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明确了我们是谁，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学问是什么，知识是什么。特别对当下中国学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明确学问的性质，知识的性质。
　　我们一般认为，知识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它，这意味着知识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知识是外在于我们生命的。这种知识观主要是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来的一种知识观，它立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从而将主观完全剔出，以建构客观的知识为已任。这种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极大地支配了我们当下的思想，进而使得我们对知识的性质这个基本问题无法思考。
　　其实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知识是与我们的生命攸关的，应该说中国古典的知识观在这一点上是根本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知识观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典的知识制度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认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生存的知识，没有所谓纯粹存在（自然）的知识，生命之外的知识。我认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基本的特务就是要恢复这种古典的知识观。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与学问决不是与我们的生存无关的东西，我们必须将那种知识中立论的画皮给无情地揭掉。
　　如果我们获得了上述识见，并以这种识见来检讨我们特别是晚清以来的知识体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点，我们的知识基本上是西方的，西方人的知识模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我们构成了强有力的支配，正象晚清学人邓实所说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507）甚至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明初的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507）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解释能力，我们不是解释者，我们成了被解释的对象，那么，我们所过得就不再是中国人的生活了。
　　我在前面谈到了一个时间尺度，即基督教传入中华至今的五百年，正象我们的文化先辈对于佛教的传入采取了一种化融的态度一样，我们作为今天的中国人要完成这个五百年的文化使命，也要采取一种化融的态度，而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进行知识批判，只有深入而持久的知识批判才能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体系之中所隐匿着的生存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适合于中国人生存的知识体系。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学问人应该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