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今天”何谓？
　　明确了我们是谁，我们还必须明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做学问的时空背景。我们所要创造的学问是关于我们当下如何生活的学问，所以必须要明确意识到我这里所说的“今天”的意义。
　　正象我们是历史性产物一样，“今天”也是历史的产物。其实对今天中国之认识，正如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识一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思维过程。应该说，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始至晚清，象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就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意味着，原先对中国社会起着支配作用的框架已然失效了。我国著名旅美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非常形象地借用杜牧的“丸之走盘”的比喻来说明中国在18世纪前后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余英时引杜牧的话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余英时先生说，我们不妨把盘看作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着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的动力。大体上着，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虽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变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像“龙之不能出于盘”一样。但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传统在内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进入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这意味着龙已出盘，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总序”，页7。）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一个重要使命乃是“新盘”建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普遍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正象林毓生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危机的确是既深且巨的。”（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398。）因此，“作为现代中国人非常难，稍有灵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同上，页383。）为了这个“新盘”的建构，我们必须对这个“新盘”的性质有深切的认识。在这里我引入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关于中国两个阶段的理论，或许对我们认识今日之中国有帮助。邓正来教授在他前年发表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指出，中国随着加入WTO，完成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从现代化阶段过渡到全球化阶段。在现代化阶段，世界的规则对中国只不过具有示范的效应，并不具有强制性，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国虽然存在于世界之上，但并不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中国发言不发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进入全球化阶段之后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世界结构对中国具有强制的支配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言对于世界会发生重要影响。邓正来教授依据此一设定，力主中国应从“主权性国家”过渡到“主体性国家”。这种理论暗示出中国文化走出危机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危机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是孤立发生的，应该将中国文化的危机看成是整个人类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如此，则我们就会赢得更深刻的认识，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在根本上信赖于整个世界文化危机之解决，反之，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危机可得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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