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谁？
　　我首先讲我们是谁这个关乎我们身份意识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是一个无需追究的问题，因为我们难道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吗？其实不然，我们对自己究竟是谁并不是当然清楚的。我们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实体性存在物，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并创造历史的存在者，我们在历史之流中被赋形被定义，我们并不在历史之外。我们在定义历史的过程中定义了自己。
　　因此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只有在历史之流中才能得到解答。李白有诗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我们作为今人，必须联系到我们的前辈古人，才能得到理解。为了加强我这里的论述，我想援引国内三位著名学者的观点。
　　一个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提到了中国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这六代分别是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并指出第七代将是全新的一代。（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430。）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 “后记”中李泽厚的表述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并指出，“在这个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无论是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锐、广阔、原创性和复杂度说，或者就思想与个性合为一体从而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说，都如此。也正是这三点的综合，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人物。但是他们还不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40。）并进一步预言：“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帕思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匠出现。”（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41。）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也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他在《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以1949年作为中界，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1949—1966）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并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来说，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85-86。）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