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立多形态的仲裁机构，加大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力度
我国《
仲裁法》颁布之前，实行的是涉外仲裁与行政机关部门仲裁并行的仲裁运行机制，在《
仲裁法》颁布后，我国取消了部门仲裁，并由各地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法制局出面统一组建仲裁机构，基本上设于地市以上的大中城市。但是《，
仲裁法》的颁行及统一仲裁机构的建立并没有使我国仲裁事业步入一个良性发展时期，仲裁受案数的微乎其微使仲裁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与立法时的预期相距甚远。事实上，仲裁的受案数不但无法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相提并论，也远远低于《
仲裁法》颁布前经济合同仲裁的受案数。例如，自1995《
仲裁法》生效后至2003 年8 年间，全国各地仲裁委共受理案件仅90 000 多件。[13]而据29 个省市工商局1992 年统计，该年全国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合同争议案件279 167 件，结案283 368 件(含前期未结案9 777 件) 。（参见1993 年《中国法律年鉴》，第154 页。）
仲裁在我国之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国市民社会尚不够发达，尤其是我国的商业社会自治尚未形成，掣肘了当事人对仲裁的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
仲裁法》所确立的自治原则并没有真正得以贯彻。仲裁作为一种民间自生自发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特点在于仲裁机构的自发性和多样性。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一般准许多种仲裁机构并存。例如，英国虽设有伦敦国际仲裁院，但同时还有40 多个专业机构、商会和贸易组织内设有行业性的仲裁机构。[14](P101) 仲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业自治、自律、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自治的具体表现形态——社会自决。仲裁的这种自生自发性决定了仲裁的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以及因需而设的实践理性，这是仲裁权威的根源所在。而统一仲裁机构的建立虽然结束了多头仲裁的混乱局面，但同时抑制了多种形态仲裁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仲裁的民间性、自治性和专业性皆受到伤害。[15](P215) 因此，我国应发展多种形态的仲裁机构，应当允许商会及其他的行业性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仲裁机构，例如，可以考虑先在各地商会、消费者协会内设立仲裁机构，以后可以逐步根据行业特点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证券仲裁、知识产权仲裁、律师协会仲裁等仲裁机构。
同时，仲裁的发展离不开司法即法院的支持。这并非由于仲裁天生依附于法院而存在，而是裁立法的规定使然。[16]《
仲裁法》赋予了仲裁机构对商事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进行裁断的权力，但未赋予其强制执行权力及其他相关的权力，因此，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及财产保全的实施等方面，仲裁机构都需要法院的支持与配合。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对仲裁的参与走过了一个由较多的监督、较少的支持到有限的监督、积极的支持的过程。而当法院对仲裁权的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法院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对仲裁权实施最低限度的监督与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仲裁权的独立性时，才是仲裁制度发展的理想境界。[17](348) 因此，
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进一步加大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力度，首先，法院在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时应更多地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考量。其次，可以考虑赋予仲裁庭直接对当事人的保全申请进行裁定的权力。我国《
仲裁法》第
28 条第2 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
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仲裁的保全申请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但仲裁与诉讼不同，不存在法定管辖的问题，当事人可以约定由任一仲裁机构行使仲裁权，因此，仲裁机构就有可能不在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而法院也不如仲裁庭了解当事人争议的具体情况，仲裁高效、快捷的本质无法凸显。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仲裁的立法，授权仲裁庭直接对当事人的保全申请进行裁定。这不但有利于提高仲裁效率，及时解决纠纷，而且可以减少保全错误的发生，避免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再次，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实行统一监督标准。我国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监督实行双重标准，对涉外仲裁只就仲裁程序问题进行司法监督，而对国内仲裁除对仲裁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外，还对仲裁实体问题如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进行监督。从各国仲裁的发展现状来看，法院监督的着眼点多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18](P416) 我国关于涉外仲裁司法监督的规定除了对仲裁员行为的监督与公共秩序审查外，基本上与国际立法一致，而对国内仲裁的监督则过于严格，不利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为此，应当通过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完善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的前提下，以涉外仲裁的监督模式为标准，使国内仲裁监督向涉外仲裁靠拢，实行二者的最终并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