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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课题报告对上述统计数字的统计方式、口径、数字的验证核实未作详述，使人难以确证。但从各地检察机关所作的一些比较具体的统计资料看，上述改判比例可能没有太大出入（其中包括改判、发回重审及调解结案等，这里应当注意，发回重审的案件有可能仍维持原判）。如据“监督与司法公正课题”中由检察机关所作的分项目调查，四川省于1997年至2001年，全省法院再审审结民事行政抗诉案件2935件，改判1906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46件，调解结案267件，维持原判516件，抗诉案件再审改变原裁判率为82.42%。山西省从1997年至2001年，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的各类民事行政案件共1173件，法院再审改判率为85.04%；黑龙江省于1997至2001年，各级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3936件。法院再审审结抗诉案件1715件，其中改变原审判决（包括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调解）1314件，占再审审结数的76%，维持原判401件，占再审审结数的24%；广东省于1997年至2001年，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行政案件抗诉675件，发出检察建议458件，息诉4826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244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处理191件，占再审审结数的78.28%。四个省平均改变裁判率为80%（注：这部分数据引自蔡定剑先生主持的“监督与司法公正”课题，由检察机关承担的检察监督分课题资料，我应邀对资料作出评析，因此得到这些数据。）。
目前，还缺乏与法院方面的数据相比较。如果我们的判断建立在实行民行抗诉的制度以来，大部分抗诉案件获得改判的基础上，我们对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的现实意义就可能做出比较肯定的评价。当然这个估计可能要打一些折扣，因为从检察机关的调研情况看，一是从总体上看抗诉案件数较少。如广东省检察机关1997年至2001年，检察机关抗诉数量占法院判决案件总数（每年约40万件）万分之四。当然，其他一些省抗诉比例可能要高一些。二是从抗诉案件情况分析，小案较多，大案较少；涉及私益的案件多，涉及公益的案件很少。抗诉案件总量如果太少，而且很有影响或者案值大的案件以及公益案件少，就可能使人产生对抗诉的成本与收益上合理性的质疑，这里的成本包括投入的司法资源，也包括后面会提到的对司法权威与既判力的无形损害等。
应当指出，抗诉制度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是一个既包括实证研究，又包括价值评判的复杂分析过程，本文难以承载这种研究负担，因此也难以得出十分准确与肯定的结论。
不过，改换一种思路，如果从抗诉制度的社会基础来分析，我认为，其存在与运作的社会基础目前应当是存在的。在民事诉讼法学者中，支持民行监督的居多，很少有学者明确反对目前实行的这项制度。而在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各种案件当事人在内的广大民众中，支持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应当说也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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