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判决确定后的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是其二审程序抗诉的继续，也是基于其诉权。相对应的被告人权利是向法院提出申诉，但略有不同的是，对生效判决提出抗诉，尤其是不利被告的抗诉，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及“双重危险禁止”的国际刑事司法基本准则，有滥用诉权之嫌。从法理上分析，在判决确定后，对同一案件的起诉权已经“耗尽”，抗诉已缺乏法理资源，而监督权法理可以为诉权耗尽情况下的诉权延伸提供某些支撑，而且也可以为这种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使被告人的申诉不具有这种启动功能的“偏向性”处理提供某些支持。因此，虽然对生效刑事判决的抗诉仍是基于诉权（虽然不尽合理），但应当说受到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某些影响。
在刑事审判中，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权主要体现在
刑事诉讼法第
169条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这里所谓“提出纠正意见”，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而不是公诉人对合议庭，是程序外的监督纠正，而非程序内的“提出异议”。
与刑事诉讼中的抗诉相比，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案件中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提出的抗诉，则是明显基于其诉讼监督权而非诉权。因为在民事、行政案件中，诉权（包括起诉权与应诉权）是在相关的单位与个人之间，检察机关是诉讼外主体，它作为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关对不公正的判决提出纠正意见，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而非诉权持有者的个体意志。它提起抗诉从而发动法院再审程序，是拟制的国家意志主体对诉讼程序的强行进入。可见，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抗诉，以及刑事审判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提出监督意见，属于本文所论的检察监督问题范畴。
二、检察监督制度的由来与现状
在侦查、公诉权之外设立法律监督权，这在中国传统法制模式中无法找到渊源，也不能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中获得借鉴，中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模式来源于前苏联。
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始建立的检察制度，是一个以法律监督为特征的制度模式。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沙俄时代检察制度比较注重监视性的影响（沙俄时代，检察机关被看作“沙皇的眼睛”），更重要的是，在苏联这样一个辽阔的复合制国家，列宁为了保持法制的统一，希望建立一个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机关，检察机关被认为最适合担当这一使命。列宁指出：“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是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2]根据列宁的意见，1922年5月28日经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检察监督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职权为：“(1)以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及对违法决议提出抗议的方式，代表国家对一切政权机关、经济机关、社会团体、私人组织及私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实行监督；(2)直接监督侦查机关和调查机关在揭发犯罪方面的工作，并直接监督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的活动；(3)在法庭上支持控诉；(4)监督对犯人的羁押是否正当。”由此而建立了实行全面法律监督的检察监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