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这一界分使我们看到：两个拥有不同数量财产的公民，他们的
宪法财产权是等量的，而拥有的民法财产权是不等量的——拥有的财产数量越多，享有的民法财产权就越多（如果财产权可以量化处理的话），没有财产根本就谈不上民法财产权；
宪法财产权则强调人格因素，无论你有无财产，你有多少财产，都可以享有
宪法财产权：在防范国家侵扰，给国家行为划定边界方面，穷人和富人有等量的权利。
这种说法可能遭到的诘难是：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公民，
宪法用什么方法保护他的财产权？我们前面已经谈道：
宪法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国家征用行为而言的，对国家征用行为的抑制对保护全部公民的财产权都有裨益。比如税收，国家的税率一旦规定下来，纳税人的财产权都会收到影响——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增加会提高物价，有产者的财产和无产者的财产都会受到影响：较低的税率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较高的税种对所有的人都有害。
4．
宪法财产权以所有权为核心，而民法财产权以债权为核心
宪法财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即保护公民个人对自己所有财产的绝对支配性。[92]法国《人权宣言》宣示的“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其中的“私有财产权”与“所有权”在法语中是一个词；《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当然，这个所有权即包括现实的所有权，也包括将来的所有权，即期得的所有权。为什么
宪法财产权不包括民法财产权中的债权呢？这与
宪法财产权的第一个特征是紧密相联的。
宪法财产权是一项“消极人权”，是处理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范畴，但国家和公民个人不可能发生债的关系。一如我们前面强调的，国家取得财产的方式是征用，而不是契约。如果国家和公民个人发生债的关系（如国库券的买卖），这时公民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
宪法关系，而是民事关系，国家已自行“降格”为民事主体，公民受民法财产权的保护。
宪法财产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所有权保护方式的：保护智力成果的所有人对自己智力成果的绝对支配性权利。所谓专利权的强制许可等制度设计不过是国家征用制度的变形。
民法财产权是和非财产权对应的概念，所以，只要不属于人身非财产权的民事权利，几乎都可以归结在财产权的麾下。围绕财产，民事主体之间可以发生各种性质的民事关系，因此，民法财产权包括物权和债权——民法“财产权是一个复数名词，为一个权利束的组合。”[93]物权界定了财产的归属和占有，债权规定了财产的流动。
尽管民法财产权的体系排列顺序是物权、债权，但并不意味着物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物权的债权化是
物权法发展的基本趋势。[94]作为典型物权的所有权概念在英美法系里甚至不存在，因为英美“财产法律政策总是尽可能地专注于动产权益以使其可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同样的政策已扩展至土地上。”[95]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法关注财产的利用胜过关注财产的“归属”，对债权的关注胜过对物权的关注。
（二）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协同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使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存在着协同的可能。
1．
宪法财产权是民法财产权的源头，是民法财产权的根基
如果一个公民失去
宪法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民法财产权——一个没有取得财产资格的人怎么会取得财产呢？[96]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从这个角度看，是源与流的关系。
如果国家不具有正当性，财产权问题无法进入民法的视野。黑格尔曾经明确指出：“一群人为共同捍卫各自的所有权及其整体而联合起来，这才能称为一个国家。”黑格尔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的最低道德底线：至少要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证国家不逾越这一道德底线的是
宪法这一文明的法律形态。
更何况，民法财产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使资源的分配方式更加富有效率。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支持效率较高的财产权结构。当今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斯的命题告诉我们：一般而言，任何社会的统治集团都有可能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惜保留效率较低的所有权结构。如何抑制政府的这种自利冲动？我们又回到了
宪法，又回到了
宪法财产权。从这个角度看，
宪法财产权是保障民法财产权高效率的屏障。因此，
宪法财产权安排实际上大致决定了民法财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
2．
宪法财产权是保护公民私域的第一道栅栏，民法财产权是保护公民私域的第二道栅栏
宪法财产权侧重于保护寓于财产中的人的主体性，侧重保护寓于财产中的人的私域，相对于政府公共空间的自由空间，本质上是“防御国家”的权利。这样，
宪法给财产权设定了第一道保险：将国家这个带有兽性的“利维坦”拒之门外；民法财产权保护的是私域内的关系，避免一个私域对另一个私域的非法介入，同时鼓励私域和私域之间的沟通。因此，民法给财产权设定了第二道保险：将文明人也拒之财产权的门外。
宪法财产权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而设定的公民自由。
宪法财产权为人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可能，当公民个人没有财产权的时候，就只能依赖政府，公民个人私域根本无从谈起。托洛茨基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替代。”政府如果控制了公民的财产，就意味着遏制了公民的咽喉，公民的生存如果只能乞求政府的善意，自由的私域从何谈起？
如果说
宪法财产权划定了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的私域的话，那么，民法财产权则划定了一个公民相对于另一个公民的私域，成为保护公民私域的第二道栅栏。尽管民法财产权主张私域和私域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所谓“未经允许，闲人免进”。
3．
宪法财产权“节流”，民法财产权“开源”，共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使人类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是消极的，防范因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而导致的公民财富总量减少，是节流；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是积极的，通过鼓励交易以增加公民财富的总量，是开源。只有“开源”和“节流”的结合，才有可能使社会财富的总量不断增加，从而为摆脱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奠定基础，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我们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其中的枷锁之一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马克思的自由观总是和财产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自由进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的进程。
自由和财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协同才有可能使社会财富的总量不断增加。从这个角度看，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协同是人类进入真正自由王国的必经之途。
4．占有不等量财产的人享受的民法财产权不等量，但却可以享受等量的
宪法财产权。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协同使公民能够平等沐浴财产权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