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国目前信贷消费条件太苛刻，一是信贷消费付款期限较短，小汽车一般为一年，住房按揭一般是10～20年，最长的也仅30年。这要求消费者必须有高收入，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能够享受信贷消费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公司或行业内的高薪者，其家庭月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每月近2000元的还贷费让他们有心无力[4]。以成都市为例，目前一般家庭的月收入1200～1500元，要支付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信贷款是不可能的。仅此条件就将绝大多数消费者排除在信贷消费之外，无怪乎信贷消费难形成规模，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另外还有诸如职业、年龄，甚至户籍等条件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 我国至今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价和监控制度，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用存在担心；(2) 经营者惧怕提供周期更长的信贷，总希望能尽快地收回债权。以住房按揭为例，我国目前最长的也仅30年，而发达国家在十五年前就推出了长达140年之久的住房按揭。有人认为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收入太低，实质上，收入高低只是相对于信贷付款而言，如果周期更长，相应的定期支付的还贷款也就越少。
3、信贷消费机会不均等
信贷消费机会均等是指消费者在同一信贷消费条件下，享有同等的获得信贷消费的机会。这是法律平等、公平价值在信贷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其中的信贷消费条件根据信贷消费的特征，只能以消费者信用、偿债能力为依据。而目前我国信贷消费存在的机会不均等，主要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信用监控制度未建立起来，对不同户籍、职业、年龄等的消费者的信用难以长期持续监控，经营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还将职业、年龄、户籍等作为信贷消费条件，从而造成不同职业、年龄、户籍的消费者享有的信贷消费机会不同，如成都市一些银行规定，教师可以不需担保而贷款2万元；1999年末，成都市一些银行暂停对外地人的住房按揭。此外，信用评价不科学，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等因素，也使消费者可能受到歧视，且无申辩机会。
二、我国信贷消费的法律对策
加强信贷消费立法是消除我国目前信贷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这是由法的功能所决定的。通过立法，应当建立健全下列一些主要的法律制度。
1、信贷消费之债权让与制度
债权让与，即债权人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5]。近代各国民法均承认，债权原则上得为让与。我国《
民法通则》191条也规定债权人可转让债权，但该条要求经债务人同意。《
合同法》第
79条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我们认为，信贷消费之债权转让，应当与一般之债权转让有所不同，其一是受让人资格应作限制。因为信贷消费之债的关系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信用的基础上，因而应当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人将债权转让于他人蒙受交易便利或交易安全之损害，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安全感。因此，受让人应当是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等)，因为金融机构布局、交易规则、资信等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交易安全，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债权人、受让人的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其就不愿转让债权，因此还必须对转让方式予以限制，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债权的转让与继受，双方根据持有债权的时间合理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第二种是贴现，即提供信贷消费的零售商等非金融机构，将信贷消费票据(这里指广义的票据)或合同予以转让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低于票据或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将货币兑付给转让方。这个比例即为贴现率。这两种转让方式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使债权人乐意转让债权，而不致于对消费者强行索债；同时由于债权人可随时将债权转让而收回资金，因此，也愿意提供更长期的信贷，有利于降低信贷消费条件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