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案中，只要是不能证明是仅仅为继续维持性关系或表示酬谢，即便不能认定有其他值得重视的、更要意义的动机，也不违反善良风俗。
——后来（此案之后），因动机是复合的，真实意图是难以查明、证明的，因为不论是否与性有关，均认定为有效，完全不再考察动机。
这一立场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技术的改变造成的么？我认为，这是民众道德观念的改变，社会越来越走向自由、开放，而不是因为技术的改变。
2.对批评理由的评析：
凭借这一结论来反思原来的立场：
A）对核心技术——把行为与法律行为两分
民事法律是否要规范民事活动的动机，我们民法上本身是找不到的，对一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在法律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考察法律行为，首先是从法律行为的对象、目的、动机、时间、后果几个方面来考察的，而不是单纯以法律行为本身作为考察对象，离开了这些，法律行为是不存在的。我们很多人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德国一开始是看动机，后来不看动机。看不看动机的原因就是民众道德观念的改变，而不是因为技术上发生改变。
而我们的学者只是单纯的运用了这一技术，而没有从动机角度进行分析，因而他们没法回答什么情况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呢，以为一两分就完事了。事实上我们运用到德国的这一技术，但没有看到德国法院在运用这一技术时对动机的前后的变化。
B) 对次要技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规则优于原则。
三者是关联在一起的，从后往前推，
继承法的遗嘱规则本身背后是有原则来支撑的，没有无原则的规则，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自由的原则，优先适用特别法，名义为特别法更接近案件，实际效果为遗嘱自由优先。
我们看到，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处理，但它背后是有一种立场、精神来为之辩护的。
C) 对整体上的批判——以道德替代了法律
事实上这一批判也是不成立的。法律本身就规定了善良风俗条款，这本身就是道德的法律化，也就是说民事活动是不能违背善良风俗的。但法律未指明到底什么是善良风俗、什么是公共利益，这时法律就赋予了法官正当的权力去判明什么是善良风俗，去解释具体情况是否违背善良风俗，因而法官着实这样的一个判断就具有合法性，因而这一批判是不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