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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禁食上述动物必使羊、牛肉作为替代而大量牧养，亦会导致草场超载而危及生态。这已确属事实（因为五民族并非是不飨荤食的清教徒）。然而，牧养羊牛尤其是绵羊可能相对具有较好的生态维持功能。可能性理由至少有四：其一，羊在觅草时排粪频繁，常常将颗粒状粪便散布草地各处，有助于增加草地肥力并使幼草复生；其二，羊不食许多适宜于戈壁、沙漠及西北干旱地区生长并具有关键水土保持功能的草本、木本植物（沙打旺、沙蒿、沙柳、锦鸡儿及各种灌木等等），从而不会对脆弱的西北地区植被雪上加霜；其三，多养绵羊而极少有山羊。由于山羊善攀援，极易破坏山崖处保护水土的关键植被。“1只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可与5只绵羊相抵，山羊的激增引起草场迅速沙漠化，山羊对灌木的破坏导致沙丘的扩大和流动。” 其四，既使牧羊，亦相当注重维护草场和水土保持问题。比如，撒拉族人圈牧的办法，在事实上起到了围封和封育退化中的草场的作用，这是一种恢复草场的有效措施。同时，不定时“走牧”和冬季在家饲养，多考虑时节和气候对草场土壤的影响。因为他们深信，干冷时节放牧，牲畜对土壤的踩踏会比潮热时节更为严重，其结果当然是引起流沙。
（二）农耕及其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农业生产受汉族生产方式影响最深，但当地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使其不能或不能完全照搬汉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五民族一般都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因素，进行具有可持续的农耕生产，并不对农地进行掠夺性经营。东乡农谚“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土族农谚“人不亏地，地不亏人”便反映了农地使用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农业耕作中实行倒茬、歇地、换种、轮种、混种、歇种等方式，给予农地以一定的“休养生息”和自调适的机会，强调农地上农物生长的“物种多样性”的协调机制。二是使用的肥料一般是农家肥，主要是人、畜（牛，羊，马）粪，还有就是烧野灰，制绿肥，旧房泥，墙、灶、炕的土制肥等。
当然近年来，随着牧业和商业中的收入相对增加，购买化肥农药使用和向汉族地区学习农耕技术的作法开始出现。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仍然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自足农业而非商品农业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这可能基于其“清真”的生活消费习惯，也可能是由于适宜于当地生长的农作物禀性不喜化肥和农药。例如，东乡族的洋芋的播种量和产量较大，是东乡族人的主食之一。其品种主要有尕麻洋芋、红面洋芋和白杨洋芋等。洋芋种植不但可用浅耕、粗播的方式，而且可以甜种（完全不施肥）。如果使用农家肥则效果尤佳，而使用化肥则适得其反。事实上，现在当地种植洋芋基本上全用农家肥。另外，在田间多以人工方式进行的混种，这样可能会克服现代农业由于驱赶伴生生物而打乱生态系统进而攀升监护成本的弊端，能够更好地发挥各种生物体相伴生长时的生态自调适功能（比如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
可以设想，未来的绿色农业食品，将要求农业生产实行全方位的无毒化、无害化处理。但这无疑需要相关农业科技成果的出台及其相应的推广实施的物质成本。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有绝大部分农田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及塑料地膜而面临可持续耕种的危机。因此，甘青特有民族长期坚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使用农家肥的习惯，尽管目前来看产量相对较低，也不是所谓“现代化”农业，但却是在现有的低成本投入下唯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即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大量使用农家肥来保持耕地的自然肥力和农业的可持续性，使有限的耕地在几千年中养育了无数代中国人。” 目前，随着农业投入报酬递减日益明显，人们开始怀疑工业化农业之路。这也进一步意味着，“农业科技下乡”和“现代化农业之路”，在该区域（甚至更广泛的西部地区）必将遭遇极为特殊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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