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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剖析，可以发现，如果说一个西方人离不开宗教与法律的话，那么，一个中国人对于艺术与伦理则具有同样的依赖关系。因此，要真正地理解西方文化，就必须从宗教-法律这个维度着眼；要真正地读懂中国文化，则必须从艺术-伦理这个维度出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宗教-法律是西方文化的精魂，而艺术-伦理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东西两大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异，如果要追溯到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喜欢探寻的人也许还会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世界孕育了以“宗教-法律”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东方世界却养成了以“艺术-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不过，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从价值系统的角度，为此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路径。他认为，为了寻求价值之源，中国人走的一条是内在超越的路子，西方人则迈上了一条外在超越的漫漫不归路。所谓内在超越，是指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本体与现象不分，“圣”与“凡”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担水砍材无非妙道”。由于中国人的超越世界没有走上外在化、具体化、形式化的途径，因此没有“上帝之城”，也没有普遍性的教会，西方式的宗教也无从产生。中国人主要是依靠道家哲学滋养出来的艺术，来实现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来确立人生价值的源头。西方人的外在超越之路，则恰恰相反，他们不遗余力地“打破沙锅问到底”。在努力追问价值之源的过程中，希腊人找到的理性，特别希伯来人建立的宗教，都为他们提供了人生价值的终极依据。西方的上帝和宗教因此而产生，因为，西方人必须通过它，来实现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页）
余英时先生解释了基督宗教与道家艺术缘何分别出现在西方和东方，还仅仅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西方人为什么偏好法律？东方人为什么注重伦理？本文的回答是，东方的伦理与西方的法律，也许体现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差异。因为在农耕文化中，人们安土重迁，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渴望“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地生活在一起，血缘关系成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根据血缘关系安排的伦理准则，诸如尊尊、亲亲之类，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了。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准则中，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爱有差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等等，绝不可能是平等的。但在商业文化中，人们携带着银票与货物，长年辗转于这个市场、那个码头，始终交往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因此，地缘关系成了人际关系的主流。针对血缘关系制定出来的伦理准则，根本不可能满足商业主体南来北往的需要，于是，人人平等适用的法律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维护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成为常态，法律规则体系逐渐尉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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