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宗教-法律与中国的艺术-伦理
喻中
【全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在中国学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格言式的论断，比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早已频繁地出现在法律学者与学生们的笔下和口中。在笔者看来，这本由4篇演讲稿汇集而成的仅仅8万字的著作，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较大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成功地揭示了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宗教-法律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同时，它也揭示了西方人以宗教-法律为皈依的生活方式。在这本书中，伯尔曼先生一咏三叹，以预言家和圣者的口吻，探析了西方宗教与西方法律的共通性，论证了法律离不开宗教、宗教也离不开法律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命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现在陷入的困境与危机，就是因为法律与宗教的截然两分。至于“危中之机”，或者说西方文化的再生之途，则在于法律与宗教的融合。在伯尔曼先生的视界中，西方人左手拿的圣经，右手持的法典，无异于他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两件物品；或者说，宗教与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两条命根子。其实，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仅仅在“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中，就已经蕴含了西方文化的两个要素：被信仰的法律，以及支撑信仰的宗教。因为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感，正如伯尔曼先生所言：“宗教则有助于给予社会它面对未来所需要的信仰；宗教向颓废开战。”（[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中国学者通过《法律与宗教》，便捷地洞悉到了西方文化的内在奥秘。那么，与西方文化比肩而立的中国文化，它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呢？本文的回答是：艺术-伦理。与宗教-法律在西方社会所肩负的功能相类似，艺术-伦理作为中国文化的两种核心要素，它们也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指引。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关于艺术的最精粹的表达出自于道家，特别是庄子，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由佛道融合而成的禅宗。从本质上看，道家哲学就是中国的艺术哲学，正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所言：“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按照徐复观先生的说法，庄学精神足以代表传统中国的艺术精神。数千年以降，这种艺术精神经由道家的不断阐述，已经安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样的文化传统，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大概是很难理解的。至于传统中国的伦理准则，则主要见之于“论孟学庸”之类的儒家经典。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通过儒家伦理，可以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所谓“经义决狱”，就是把儒家伦理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可见，儒家“经义”确实已经担当了西方法律在治理社会、“定分止争”等等方面的功能。概而言之，就像宗教与法律之于西方人一样，道家与儒家分别表达的艺术与伦理，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两样东西。“儒道互补”四个字，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