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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利益为基础的问题解决机制。[31]这是“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中行政法的一种新的形态，即为了克服传统的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ADR）。ADR技术在委任立法、政策制定、具体纠纷解决等行政领域的广范适用已经使得它成为西方行政法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ADR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强调由卷入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私方当事人通过合作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协商以解决纠纷，它的关键性机制在于当事人的高度参与和非对抗性、以及他们之间以未来为导向的、激励性的、协调关系为中心的建设性的交往和商谈。ADR技术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以一致性意见为基础、折衷性、规范的生成和参与者中心主义等特征使得现代行政法能够积极地、能动地回应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在处理纠纷、社会危机方面也更为有效。同时，ADR技术的开放性也为在实践中探求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和价值提供了契机，并赋予行政法以自我修正的能力。
第三、预防性介入形态。[32]这也是“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区别与传统行政法制度的新的表现形态。在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下，预防性介入不仅是指行政机关的预防性管制活动，更为注重的是，行政机关为了提升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防止政府管理中出现不当或者不负责任的现象，作为一个公共的、咨询性的、开放的机构，常规性地开展向公众听取意见、提供指导和帮助、进行舆论测评、接受和处理民众的投诉和抱怨等活动。这是一种行政权的“柔性介入”，旨在建构一些与公众进行常规性的交流、广范地提供参与机会的机制，并且通过这种机制获取信息，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避免公共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混乱或者危险。它具有预警性、授权性、诊断性、教育性和共同选择性等特征。公共行政体系中预防性介入形态的产生是ADR在行政法上推广的结果，如果在社会整体层次上将ADR视为解决行政纠纷、整合秩序的基本理念，而不仅仅是处理具体行政纠纷的技术，那么，预防性介入形态的产生对于整个行政法秩序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赋予现代公共行政体系更高的回应性和能动性。
【注释】 余军，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L. Ray, Emerging Options in Dispute Resolution, 75 A.B.A. JOURNAL 66 (June, 1989).
SeeLaurence Boulle, ADR Applic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 Acta Juridical, 1993.
OFFICE OF LEG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ATH TO JUSTICE:MAJOR PUBLIC POLICY ISSUES OF DISPUTE RESOLUTION(1984).
Philip J. Harte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he History, need and Future of a Complex Relationship, 29 Vill . L. Rew 1984.
参见王锡锌：《规制、合意与治理——行政过程中ADR适用的可能性与妥当性研究》，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See Valerie A. Sanchez, Towards a History of ADR: The Dispute Processing Continuum in Anglo-Saxon England and Today, 11 Ohio St. J. on Disp . Resol. 2 1996.；Laurence Boulle, ADR Applic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 Acta Juridical, 1993；
有关“纠纷三阶段”理论参见Nader , L., ＆Todd, H. F., ed., Introduction, The Disputing Process : Law in Ten Societies . N. Y. Columbia Univ. Press .1978,14-15.王亚新教授对这一理论做了非常准确的中文介绍，参见王亚新：《纠纷，秩序，法治——探寻研究纠纷处理与规范形成的理论框架》，载于《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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