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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规制
面对这些明星代言广告出现的种种问题，社会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比如北京市消协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通过媒体公开发出《致社会名人、明星的公开信》，希望他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形象，遵守公认的职业道德，尊重消费者的权益”。2006年9月，中消协做的一项社会调查 表明，67.8%的消费者在最近一年因虚假广告而权益受损，分别有46.4%和21.2%的人“很不信任”和“较不信任”商业广告，有78.2%的人认为代言人应为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可见，虚假广告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更是整个广告行业，而且规范代言人的代言行为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相对薄弱。一方面许多消费者面对虚假广告的侵害，抱着“息事宁人、吃一堑长一智”的思想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相比，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些都在无形中助长了虚假广告的行为人的气焰，而不利于对虚假广告的根本治理。为通过树立权利本位思想，增强法律意识，让广大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从而弘扬社会正气。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因而需要诚实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合同与契约经济，是一种有各种利益需求的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与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市场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受商品生产一般特性的制约，都具有为他性、服务性和为己性、牟利性相存的伦理二重性。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自然成为市场经济内生的道德律令和“游戏规划”。其实，西方早就有个说法，叫做“信用就是金钱”，“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商家和明星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虚假广告；惟其如此，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畅销，商家才能保持恒久的竞争力，
六、余论
以上对明星代言广告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角度展开的。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正处于变革时期，要认识和改造明星代言广告问题，同样也不能用静止的眼光。从发展的眼光看，对该问题的研究至少不应忽视以下两种趋势。
首先，从事前限制的社会向事后问责的社会的转变。中国民法发展的语境是，作为法制后进国家，中国的民法制度存在诸多空白之处，需要大力引进和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更为严峻的是，建国以后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中心和主导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在价值上与私法的精神格格不入，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资源方面给中私法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因此，今后的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其社会的活力，关键在于社会公众和商家的自主性的活动能否得到充分尊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对这些的活动施加的种种限制必须加以废除或者放宽，从而由行政机关享有广泛裁量权的事前预防型的社会，转变到以事后问责为主的社会。在事后问责为主的社会，明星代言广告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明星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明星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以种种方式被追究责任。这意味着，相对于行政机能，司法机关的机能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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