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违约中虽有精神损害赔偿但不能构成独立之诉时，我觉得应当允许利用违约之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冯林等出国旅游被扣案中因旅游公司对游客安全的照顾注意义务来自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而非一般的法定义务。这种损害不能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在这种案件中，不给受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显然是不合理的。
六、小结
从实质上说，违约中非财产性损害赔偿之争议，实际上触及了传统民法上违约救济与侵权救济二元制体系分离的一个边际问题，它既是合同问题，又涉及侵权问题。因为这种法律关系是存在于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非纯粹合同关系，因此，就必然涉及不同法律救济领域的重合问题。实如中国古代的一则笑话：一个人死在了两县的交界处，头在这一县，而脚在另一县，此一人命官司由哪个县管辖？ 为此，两个县令争吵不已。由此可见，人的死亡这种生活世界的逻辑与行政区划这种人为之事之间确有不合之处。大概法律这种人为之物与生活逻辑之间也常有边际性不符的情形。这时，应当通过扩张
合同法之领域来解决一些看似应当由侵权法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立法上看，找不出否定对“目的性合同”中非财产利益损害进行赔偿的规定。
对于加害给付中的固有财产利益损害可以给予
合同法上的救济，对于人身权这种非财产利益的损害也可以给予
合同法上的救济，但对于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区分是否构成独立的侵权之诉而为处理。从判例看，我国法院实践中有的给予合同性救济，有的否定合同性救济。但是，在我国对这种偶然的判例研究并没有多少具有代表性的说明意义，因为法院在判决这些案件中，是否有意识地依照某种思想来判决，甚有疑问，可能基于公平因素，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如果是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出现的，就难以作为研究和说明的模型。
但无论如何，在遵守限制规则的前提下，在一定条件下应给予因违约造成的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非财产性损害以救济，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要求。
【注释】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席志国先生提供了许多英文资料。作者在此特表谢意。
见Ruxley Electronics and Construction Ltd v. Forsyth ,p. 280 ;宁红丽:前注引书,第4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