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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限制具有充分的法理学依据。通过在时间、效力和范围等方面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在确保知识产权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公众自由接近信息的机会没有受到影响。这种限制同时也服务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即促进知识创造及其广泛的传播，最终促进经济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进步。换言之，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目标，知识产权受到限制。知识产权法在以专有权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对这种权利予以合理约束，以实现知识产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的限制 ，是知识产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相互对立中协调和融合的结果，成为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设计与安排。
【注释】 罗尔斯著：《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274页。
王军明：《论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保护》，《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59页。
吉利恩·达维斯：《权利集体管理中的公共利益》，《著作权参考资料》1990年第2期，第11页。
James Boyle, A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virionmentalism for the Net?,47 Duke Law Journal 104 (1997).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a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at 77.
汪太贤：《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和原则》，《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第84页。
Keith Aoki, Considering Multiple and Overlapping Sovereignties: Liberalim, Libertarianism, National Sovereignty,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ternet,5 IND. J. GLOBAL LEGAL STUD. 443, 449 (1998).
以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财产权劳动理论是认知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根据该理论，以劳动为基础获得财产权的先决条件是为他人留下“足够而良好”部分。有关论述可参见拙著：《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4页。
参看Adam D. Moore, A Lockean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Hamline Law Review 78 (1997)。
参看Radin, Patents and Copyrights, in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 130 (1967)。
引自易继明：《评财产权劳动学说》，《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Folsom v. Marsh. 9 F. Cas. 342 (C.C. D. Mass. 1841)(No.4901).
New Era Publication Int''l v. Henry Holt and Co., 695 F. Supp. 1493,1499(S.D.N.Y.1988)(citations omitted).
Sayre v. Moore(1785); Cary v. Longman(1801), 1 East 358, 362 n. (b), 102 E. R. 138,140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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