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无法回避此次“换帅”事件所折射出的中国思想界的分裂状况。改革共识破裂之后，寻求进一步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为了巩固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开始强化思想专制并推动法律改革。就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它应该是理性和宽容的，应该是不会打压持不同政见的人的，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自己所指认的“左派”封杀的非常厉害，比如“经济学非主流”的代表杨帆教授就上不了北大的经济学类讲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显露出与原旨社会主义相似的教条主义倾向。法律改革方面，他们通过长期的话语塑造已经形成一种实质的“霸权”，这种霸权优势在
物权法草案争议中得到了显著的表现。他们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激进主义引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而对于右派激进主义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却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生态问题、三农问题、非西方的政治文化问题毫无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于以“美丽”的新自由主义权利话语塑造另一个“乌托邦”。他们并不重视实证研究，比如对于俄罗斯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彻底失败闭口不谈，仍然迷信规范的、无国界和无文化个性的普适理论。但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郎咸平关于中国内地MBO的个案研究彻底揭开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深深的陷入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之中并为该种利益的维护和扩展继续制造“改革”神话。在这种思想与具体利益的牵扯之中，中国的右派理论家们自然不希望作为自身财富历史性基础的“改革”受到任何的质疑，自然不希望一种学术刊物对于中国的真实社会问题过分地关注并经由思想转化而导向对改革的反思甚至批判，而是继续深描日益丧失规范原则和基本公平的“改革”神话。因此，此次“换帅”事件亦可看作是改革共识破裂以后中国右派对于强调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左派的一次“思想夺权”，它所要占领的就是强调中国问题导向和社会公平关注的一个思想阵地，而将之指认为“新左派”也许更多的基于策略上的便利性。“换帅”事件是改革共识破裂后中国社会重建共识过程中的分裂征象，它折射出我们社会利益格局与思想格局的失衡状况，因而值得忧虑。
此次“换帅”事件还启示我们思考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伦理问题。一位西方评论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极权时代被政治俘获，在后极权时代被商业俘获，言下之意就是这一群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时空遭遇，始终无法获得自觉和独立。比如办刊，你是坚持学者式的思想社会模式，还是接受商业逻辑的暗示和大众文化的疏导进入某种“市场”，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是坚持“自我”，还是表面“媚俗”实质“愚民”？我觉得《读书》如果要做学术杂志，还是应该坚持学者式的思想社会模式，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拒斥学院化包装的“犬儒”模式，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深描、提炼和转化，提供公共辩论的基本框架和要点以拒斥丧失反思性的所谓规范理论。这一模式实际上既拒绝了对于公共问题无意义的“风花雪月”，又拒绝了误导公共问题讨论与决策的“话语霸权”。汪黄版的《读书》就是这样一种比较好的模式。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社会处境更加复杂和困难，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模式并未根本消解，新型的受商业逻辑裹挟的大众文化模式又鼓噪而上，并且牵扯着改革二十几年来形成的异常复杂的利益格局，因此其生存伦理的界定既是困难的，又是紧迫的！我想提请所有参与争论的读者注意，无论你是同情还是拍手称快，请注意《读书》11年对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生存伦理的积极探索及其经验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