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帅”要换掉什么？——对《读书》“换帅”事件的一个评论
田飞龙
【关键词】《读书》；“换帅”事件；知识分子；生存伦理
【全文】
初识《读书》是在2002年的秋季，源于在宿舍室友书桌上的一次偶然觅寻。那时我刚刚大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生态几近无知。当时的感觉是：它是适合大学生以上群体阅读的思想文化类刊物，是面向问题并将问题理论化的精英读物。现在看来，当时的印象大抵不谬。到了研究生阶段，对于《读书》的重视自然胜于以前，老实说，我对于《读书》的基本风格（即关注现实，思想深描）还是比较喜欢的。此次《读书》“换帅”事件引起网络上的一片争论，但似乎对汪黄二主编及《读书》11年来的成就持肯定态度的为多，尽管事实已经无可改变。我无意于去细致追索《读书》11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无意于对各派争论进行梳理，只是想探索“换帅”事件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追问“换帅”要换掉什么？
对汪黄版《读书》进行批评的意见之中，有一种是说读书“不好读”。这种批评意见表面上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读书》的精英化取向，实际上是援引大众文化逻辑来冲击《读书》的思想根基。这需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思想文化的基本背景谈起。1978年开始的改革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某种解放，长期被压抑的个体自由意志和生命意识在政治的松弛条件下急剧发扬，从而导致了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更加浪漫的1989事件。因此，1978—1989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新启蒙”，尽管由于政治民主的准备不足而在历史的长空中嘎然而止。这一阶段中国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是启蒙热情和生命意识觉醒，因此人文气息十分突出。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大众文化，其话语系统和问题指向基本是精英式的。而这一时期，尽管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但是商业逻辑对于文化的影响尚未凸显。1989以后则一个启蒙式的“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的时期，基于生存需要的知识界开始普遍的“躲避崇高”，避谈理想，或者遁入学院空门玩弄起“纯学术”，或者成为文化商人，却少有真正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并将之进行有效的思想理论转化的。这一时期，占据主导的改革派在基本思想上是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这一结合被邓小平同志恰当地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1995年以后，原有的较为持重的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国企加速改制，社会不公凸显，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高升。恰在此时，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重塑其面目，比如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以及对非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问题的讨论，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读书》触碰的毕竟不再是一个启蒙式的“精英文化”时代，而是一个被商业逻辑裹挟的“大众文化”时代，也因此对一份刊物的核心判准开始从思想性、社会性向娱乐性和大众性转变。三联书店此次针对“换帅”事件的官方回应也表现出对大众文化逻辑和经济价值的看重，而这正是汪晖在接受正式访谈，表示“坚守思想空间”时所竭力反对的。应该说，汪黄二人确实不是三联的体制中人，对文化媒体大众化与商业化的内在机理并没有很好的领会。而所谓的《读书》不听招唤，不好管理，正是学者与商人办刊思路的实质冲突所致。毕竟，《读书》在产权上是三联书店的，而不是汪黄二人的。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汪晖提出的“反思性的文化空间到底坚持多久”是一个真问题。但无论如何，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确实是此次“换帅”事件的重要原因，而“换帅”所要换掉的也正是汪黄二人所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思想社会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