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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剧场化”司法的几点补充
我们已经看到，较之广场化司法，剧场化司法无论在人道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具有优势地位，正因此，剧场化司法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也就不足为奇。但正如舒国滢教授所正确指出的：“广场化”和“剧场化”的使用有可能过分简单化，实际的司法活动要远比理论描述的生动复杂。[23]因此，我愿意在结束本文之前，再表达以下几个意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误导：
1、总的来说，在现代法治国家，那种旨在公开折磨犯人、侮辱犯人的广场式执法应当绝对禁止，但如果一个国家有“人民司法”的传统，又有较完善的“乡土文化”土壤，则对那种体现乡间温情的“司法调解”、“送法下乡”之类的活动应予以理解，因为此时不仅与人道不相悖，而且深入分析下去，也必然符合效益的经济学观点。[24]
2、剧场化不能搞成神秘化。有的学者从“距离产生美、陌生产生好奇与神圣”来论证法律仪式的“剧场化”，并将“剧场化”等同于“神秘化”（至少在措词上如此）。[25]我认为这是值得警惕的。“剧场化”以其角色分工明确（观众就是观众，而不是与法官互动的参与者）、“演出”专业规范（有一整套的开庭、质证、辩论规则）、场所布置得体（严肃不花哨，对观众开放而将空间限定在容纳一定人数的范围）等特征而区别于“广场化”，但决不是要把司法引向神秘化。相反，现代司法强调公开性、透明性，也关心司法中的民主和对司法权的制约，因而才有国外的陪审团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才有对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的要求（对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基于保护国家利益或当事人利益的考虑，例外规定不公开审理），也才有开庭过程中对各种证据的展示和控辩双方的交叉提问，以及对证人、专家和办案警察出庭作证、当面对质的强调，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发现真相、实现正义，防止法院和法官的暗箱操作。还有，对监狱这类封闭化的“剧场”，也要求实行阳光政策，将权力的行使由幕后移至台前，同时还要采取适当措施，将这类“剧场”向有组织的公众开放，从而既缩短犯人与社会的距离，又起到法制教育的作用。[26]
3、剧场化可以对广场化的某些因素加以扬弃。例如，关于法庭规模的设立，一个法院可以设立两类法庭，一类是常规性的，这类比较小，能容纳二三十人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案子来旁听的公众并不会多，除非是自家的亲人或其他有利害关系者，但对于某些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可能前来旁听的人包括媒体就会很多，这时就不妨安排到另一类较大的法庭，以尽可能多地满足想旁听者的要求。当然，法庭再大也不可能搞成容纳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法庭，这不仅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也是基于保安、审判效果的考虑。[27]再如，死刑执行一般而言都是不向观众公开的，但在某些有重大影响的死刑案件中，我们可以考虑从被害者家属、普通公众和媒体中挑选一定的代表小规模地见证死刑的执行，这既可以给受害者和社会一个交代，也可以防止对死刑犯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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