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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试了两三次后，刽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铁钳的刽子手各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匕首，不是去切断大腿关节，而是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身体。4匹马一用劲，拖断了两条大腿，即先拖走了后腿，后拖走了左腿。然后对手臂、肩膀等如法炮制。刽子手切肉时几乎剔到骨头。马先拖断右臂，然后拖断左臂。
“四肢被拖断后，神父们走过来要对他说话。刽子手告诉他们，他已经死了。但我看到这个人还在动，他的下颚左右移动，似乎在说话。有一个刽子手甚至说，稍后当他们把躯体扔到火刑台时他还活着。四肢上的绳子也解了下来，四肢被扔到火刑台上。用长长短短的木柴覆盖住躯体和残肢，然后点燃了混杂在木头中的柴草。
“……遵照敕令，一切都被化为灰烬。到晚上10点半，在余火中发现了最后一片需要烧毁的东西。焚烧肉片和躯干大约用了4个小时。官员们（包括我和我的儿子）和一对弓箭手在广场上一直待到将近11点钟。” [1]
在不厌其烦地对公开处决的种种细节进行描述之后，福柯的笔一下子跳跃到80年后（1837年），他接着介绍了巴黎的一个监管所的“犯人作息时间表”，其中详细规定了犯人起床、晨祷、早餐、劳动、午餐、学习、休息、返回工作车间、晚餐、晚祷、上床就寝等内容。然后，他评价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次公开处决和一份作息时间表。它们惩罚的不是同一种罪行或同一种犯人。但是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是这是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置。这是传统司法‘丑闻’迭出、名声扫地的时代，也是改革方案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各国各地纷纷酝酿或制定‘现代’法典……这是刑事司法的一个新时代。”[2]
这个刑事司法的“新时代”带来了众多的变化，其中一种变化即是“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在几十年间，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于是，惩罚盛会逐渐退场，惩罚仪式逐渐式微，惩罚不再是一种公开的表演，而日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3]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为什么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会被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所取代？”在当时，“这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人性胜利’的进程，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4]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此种变化的主流解释是“文明法律制度的产物”。[5]本文无意颠覆这一结论，只是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化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从而给读者展示出此种文明演变背后的合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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