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黄宗智
【摘要】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包括同样属于主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法律实用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的归纳方法。我们要探索西方真实的现代性于其实践历史，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和偏激理论。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并与新保守主义联同，造成了今天美国知识界和学术制度中广泛的认识危机。文章强调，学术研究首先要摆脱意识形态，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和绝对理论，只可能有客观和主观双向互动的以及连接特殊历史情况的分析概念。要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应该同时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在认识论上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的传统，包括古代法律实践所体现的“实用道德主义”以及现代革命所提倡的实践精神。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中提炼分析概念，连接经验与理论，摆脱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偏激认识论，吸纳西方的实践历史所包含的真实现代性，才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原教旨市场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美国法律古典正统；形式主义；内卷化；后现代主义；美国学术制度；中国学术环境；实用道德主义；实践精神；表达与实践；第三领域；实践历史
【全文】
黄宗智教授题记：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感谢李放春、白凯、彭玉生、张家炎、王宁霞、汪晖各位同仁和朋友，以及屠凯、张婷、顾莉萍、陈丹梅、巫若枝各位同学为本文提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余盛峰、黄家亮两位同学在最后阶段给我提的深刻而又细致的建议。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联系问题，因为根据我自己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经验，这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共同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我近年来隔年为国内研究生开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研修班便以此为主题（见附录《课程大纲》）。本文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国内的研究生，目的是为他们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来的一些想法做一个简单的提要。[1]
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及其原教旨市场主义理论
学术研究的首要要求是把意识形态置于一旁。后者一向是历史上的一个主要动力，而现今世界更是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其实比过去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的世界之中，知识意识形态化的事实显而易见，无须赘述。同时，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不容许向单方的意识形态一面倒。但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十分有意识地试图建立美国一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2]
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之中，一些隐藏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文明的偏激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先看它的经济理论层面，也是我研修班要重点讨论的领域之一：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自己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今日则更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得到无可辩驳的证实。
我们需要明确，这是个不符历史实际的建构。首先，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之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视角和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时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借口，其实质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再则是中国自身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历史证明，也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的国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New Deal）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Keynesian，指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主流。
今天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新市场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显示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使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因此成为古典经济学及其市场主义复兴的促成因素之一。到1973-7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出现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伴随通货膨胀）危机，便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形成所谓（美国共和党右派）“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Neoconservatism；亦即国内外左派人士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事实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其后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起码应该看作是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当今的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甚或是“历史的终结”。历史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经济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国家干预，绝对不是所向披靡的单一发展秘方。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近20多年来的输出运用几乎完全失败，最显著的例子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而中国的相反的经济发展“奇迹”，则是在旧政权维持下，国家大力干预经济而获得的。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2003：33-40）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和中国的历史背景
下面我们要转入由新古典经济学延伸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为它是今日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在美国兴起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大潮流不可分割的。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常常以批评和修正古典经济学的姿态出现。以诺贝尔奖金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为例，他开宗明义地说，真实世界中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完美的竞争市场，即人人都掌握完全的信息，人人都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只决定于市场运作，而更重要地决定于“制度”因素，尤其是国家体制和法律（也包括习惯、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制度”因素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达到假设中的那样“零交易成本”（zero transaction cost）的完美市场。诺斯因此提倡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以及以产权为主的法律制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