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三方面问题作综合分析，我们完全可以重新看待所谓“剩余人员”问题。如对于“剩余农民”问题，十余年前即有声势浩大的讨论，并随之作声势浩大的解决工作，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离乡离土，人口流动。但我一直认为，农民“剩余”只是相对的，并非真的中国农村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农民，或换个说法，并非中国农村真的已完全容纳不下亿万农民，必须让那么多农民改行换业。事实上，农民离土离乡脱离农业，并非完全因农村无需多少劳动力，而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报酬太低。文革时期吸纳那么多劳动力在农村，并非完全就是让许多劳动力在农业上窝工，而主要原因是当时农业的各方面工作都大规模地开展，其中重要且吸纳劳动力多的两项是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农民在那时期贫穷并非主要因为农业生产效益低，而是因为农民从事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的成本投入主要是农田收入，即农民“修地球”的工作实际上是无偿的。（农民收入低的另一原因自然是工农业剪刀差。）文革后所谓的农民“剩余”实际上是农业停歇下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还有对环境生态极有利的积肥造肥）等工作之后才形成的。而当时的解决办法，不是由国家投资以新的方式重新启动这些工作，而是让农民进城或办厂经商。这种办法既带来大批量农民的富裕，也逐渐引发了三大问题：一是工人的剩余，二是水利废弛、农田失修、水旱灾害频发，三是农村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和土地蜕化。
　　“剩余工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剩余农民”问题造成的病症。并且，由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人口大批量流动，推动了城市的迅速发展（这些无疑都积极推进了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度带来管理上大批量的干部需求。因此，今天出现干部剩余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与解决“剩余农民”问题有关。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认为，我国对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既刺激了我国经济一个阶段的兴盛繁荣，但同时又带来了诸多的问题。经济兴盛繁荣因为是直接结果，便即时显现出来，而另一些问题或是间接的，或不能即时呈现，所以，滞后到目前，一一暴露出来。
　　这些已经和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都摆到了您的面前，正成为一个个雷区。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根源问题上着手。既然一系列问题根源于“剩余农民”问题，就应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办法。我认为，这一新办法就是立即着手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工作，把本该投放在农业上的农村劳动力重新吸纳回去。这既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又可使大批农村污染工业下马，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水旱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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