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主体性假设的问题不解决,人类是万物之灵峋基本精神不改变,一切关于改善动物福利的措施都免不了咸为媒体搞笑的材料。
但是,在欧盟的法案背后,我们确实看到了人类的进步。毕竟从不关心动物到善待动物,人类的文明程度正在提高。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怎能要求他们制定法案为动物准备足够的玩具?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欧盟一些国家以自己的动物法案为屏障,阻止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动物食品或动物原材料商品进口。这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壁垒。如果撇开世界生产力发展不均衡这一实质问题不谈,而单单以对待动物的态度来判读法案的优劣,似乎欧盟的规定是非常人道的。但是,如果看到贸易的阻隔将会造成出口地的儿童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在人类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优先考虑满足动物的基本需求乃至“精神需求”,不仅不公正,而且近乎残忍。所以,欧盟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改善动物的福利。但如果把这一套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上面,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可能会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法律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如果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推行所谓的动物福利法案,即使不会彻底失败,也会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伤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动物福利政策如此艰难。
所以,在关注欧盟的动物福利法案的同时,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避免东施效颦,自取其辱。
当然,这并不是说欧盟的法案对我们没有一点启发。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动物这一客体的时候,虽然不免有口腹之欲,但也不能无节制地虐杀。即使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善待动物。因为,动物给了我们热量,给了我们安慰,给了我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生态圈。或许现在,我们无法保证不再剥夺动物的生命,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动物死亡的痛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人类的呵护,但对那些稀有的动物,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人类所在的生物链缺失了一环。
动物福利法背后的逻辑
鲁迅时代的上海租界,倒提鸡鸭要被罚款。可就在同一时代,云南昆明的灾民因饥饿而抢食飞虎队官兵的呕吐物。早在18X年英国就通过了维护动物权利的《马丁法案》,可就在同一时期,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实行蓄奴政策,将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由此可见人性的两面。
我无意与动物福利主义者唱对台戏,但我必须提醒的是,对动物的保护并不必然提升对人的尊重。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即使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动物福利法案不但不会成为改善人类福利的制度,反而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基本福利。君不见,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假借动物福利法案阻止一些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在当今社会,动物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而许多儿童却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一日三餐在小煤窑中爬行。当动物可以享受到专机待遇的时候,许多归家的民工却不得不乘坐闷罐车。待禽兽以人道,却未必待人以兽道,在有些时候人连禽兽都不如。这是现实,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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