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盘是人体的脱落物，是法律上的特殊物
　　民法认为，人体具有特殊的属性，是人格的载体，不能将其视为物，它是民法世界中与物相对立的物质形式，是民事主体的物质形式。因而，活体的人体器官与组织在没有与人体发生分离之前，是与人的人格相联系的，是民事主体的物质性人格的构成要素。问题是，当人体器官和组织脱离了人体，它们究竟属于人的范畴，还是属于物的范畴，涉及到民法对于人体器官和人体组织认识的基本立场问题。从学说上观察，有不同的观点。但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脱离了人体的器官与组织属于物。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活人之身体，不得为法律之物，法律以人为权利主体，若以其构成部分即身体之全部或一部为权利之标的，有反于承认人格之根本观念。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1]。日本通说认为，与生存中的人身不同，已经分离出来的人身组成部分构成物权法上的“物”，其所有权归属于第一次分离前所属的人，故对该身体部分的让渡以及其他处分是可能的[2]。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身体的一部如已分离，不问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3]。我国学者也赞成人体的脱落器官为物，如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4]。梁慧星认为，人的身体非物，不得为权利之客体。身体之一部，一旦与人身分离，应视为物[5]。梁慧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94条第3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6]。虽然我国这两位学者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未例举出胎盘，但胎盘这种人体器官的脱落物也应该是包括其中的，只不过在过去胎盘未像今天这样获得人们的高度重视。可见，我国多数学者也认为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和器官属于物的范畴。笔者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物的属性具有合理性，理由是人体器官一旦脱离了人格的物质载体，那么也就与民事主体的人格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具有人格了，不再是人格的载体，而是具有了物的属性。其次，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是有形、有体、具有一定的细胞组织构成的物质实体，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再次，它符合传统民法上所称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满足权利主体的利益需要，并能为权利主体所支配控制的物质实体，具备客观物质性、可支配性、有益性等民法客体的基本特征[7]。显然胎盘也符合民法上物的特征：脱落的胎盘不具有人格，而是人身之外的物质实体，具有客观物质性；脱落的胎盘具有可支配性，是随着产妇的分娩脱离人体，是有形的物质，既在事实上为人力所能及，又可被其他人所能控制；人体胎盘具有药用价值，可以制成中药及保健品，有实用效益性。因此胎盘为客体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物是否就与普通动产一样，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流通，则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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