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监督的依据和存在的问题
审判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
宪法条文有明确规定的，没有问题。然而，这里的“监督”是否包括个案监督值得商榷。
宪法第
126条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虽然未明确使用“司法独立”的字眼，但其授权法院独立审判的立法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对党、人大或其他组织干涉司法的解释中，比较流行的是
宪法只是列举性的禁止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没有排除人大和党（党在中国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不应算作“社会团体”）的干涉。但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军队、国有企业（不是“个人”）的干涉也没被明文禁止，那它们是否也能对法院进行干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当然，因为有其他关于“监督”的法律条文佐证，我并不试图进行“所有形式的个案监督一律违宪”的立论，但个案监督的
宪法依据至少“存疑”[⑤]那么，为什么人大和法院都热衷于实践这样一个“存疑”的个案监督呢？
从人大方面看，主要是针对舆论对人大监督“软弱无力”的诟病，它急需对一些国家机关加强监督，以树立其权力机关的权威。人大对法院“下手”是理性的选择。一方面法院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比较低，属于受人大监督的国家机关中较弱的一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它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人大纠正一个它认为法院“错判”[⑥]或者存在司法腐败的案件，能够在舆论中赢得极大的赞誉。法院方面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接受人大（相对于媒体、大众来说）制度化的监督，起到澄清事实、消除误解的作用；借助人大监督顶住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确保判决“正当性”得到认可[⑦]；以及迫于人大的权威被动接受。有意思的是，尽管很多法官对人大贯穿司法活动始终，针对程序和实体问题事无巨细的监督十分恼火，但个案监督已成既定事实，法院无力改变而只能接受。
个案监督维护了一些人的实体权利，也对一些贪腐的法官施加了惩戒或威慑。但它并非完美无缺，相反，它本身带有如下几对无法克服的悖论：司法的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矛盾；公正与效率价值的互克；人大权威与司法权威的冲突。关于第三个问题，下文将有详述，现仅就前两点作一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