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村自治体的“村务管理权力”和“村务自治权利”从含义模糊的“村民自治权”分开，就能清楚地发现，国家、村自治体和村民的关系一目了然了。相应的，“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只能是村民个体，即村自治体的成员，它主要是一种“成员权”，即基于村民身份以及通过村民会议制定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享有的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它包括村组法规定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由此分析不难发现，将村委会视为法人是不合逻辑的。村委会的村务管理权力，不过是由村自治体的成员——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依据村民大会的授权而行使；村委会不过是村自治体的执行机构，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决策机构尚不具备法人资格，村委会的法人资格又从何说起？[18]
当然，村自治体不可能等同于公司。村自治体的自治机关，尤其是村委会除了依村民的授权从事村务管理以外，依村组法尚须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并“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在村庄这样的狭小空间内同时管理村务和完成政务[19]，依授权可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村自治体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理村级公共事务，这同公司的盈利性目的有明显的区别；公司股东的进入和退出是依其自由意思和与公司的私法契约为之，而村自治体的村民资格则依身份当然取得的。与村自治体行使的管理权含有某些国家行政权力因素相对应的，村民个体享有的村民自治权利，亦非完全的私法权利。尤其是在对抗村委会非法行政对其自治权利侵害的场合，村民应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虽然面临欠缺法律依据的困难，实务中已经出现了关于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诉讼。[20]
综上所述，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制度模式，同时也是农民按
宪法第
二条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确立农民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权利主体地位，并将它置于整个构成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才能真正避免不必要的概念之争。将村自治体相对村民的“村务管理权力”和相对国家的“村务自治权利”，同村民个体享有的“村民自治权利”区别开来，是终结“村民自治权”内涵之争的关键，也是下文展开对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考察的基础。
二、农民权利“主体缺失”的困境及其突破
确立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并在理论上澄清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石是村民自治权，能够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奠定基础，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不对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文化意蕴和历史传统进行综合的分析，就不可能把握革新制度、张扬主体和维护权利的根本。实际上，对亿万农民来说，立法中概念意义的明确，只有在转化为真实的制度实践才有意义，如果法律得不到落实，那再缜密的理论分析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笔者并不打算对现有的
宪法、村组法、诉讼法、
物权法等法律中对村民自治权利的忽视列出一个清单[21]。必须指出，村民自治权利无论在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未得到有效的确认和救济；学理上，也因为对“村民自治权”主体的无谓争论而没有对村民自治权利做出有效的解读。很难说是立法影响了学理，还是学理制约了立法，只能说，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权利是收入和分配的制度化的形式。如果说将收入和分配的对象看作一种原始的资源，那么对其进行分配的权利就是一种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制度性资源，正是权利的制度化配置决定了收入和分配的最终落实情况。”[22]农民在整个法律（权利）体系中所得到的制度性资源一直都是极为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