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来说，谁都不会忘记，这一年我们修改了
宪法。在这次
宪法修改之中，有五项新的人权制度诞生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概括性条款入宪了。所以我可以说，从2004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权利保障的新的时代。但是如何既尊重又保障呢？这个原则性条款没有提供答案。
2004年我们迎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周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根本的制度，对我国来说，这个根本的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迎来50周年这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演讲。在党史上，党的总书记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表讲话这是第一次。从这个讲话里边，我们领悟到了一个道理，未来中国的政治道路，如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话，唯一能选择的制度载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表明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已经趋于成熟，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都要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但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用根本制度去统一这三者呢？目前，尚无现成方案。
2004年对执政党来说，发生了什么？这使我想起2000多年前汉初刘邦和陆贾的一场对话：天下是怎样取得的？天下应该怎样治理？陆贾就发出个疑问：“主上，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乎？”。你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是你能马上治天下吗？这就是对于一个取得政权的人、阶级、政党来说必须思考的问题。《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和魏征最深刻的一段对话是关于打天下容易还是守天下容易的辩论，到底哪个更难？2004年我们党开始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问题。所以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当中有两句发人深省的话，一句就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用陆贾的话来说是“马上得来的”，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后边还有一句话：“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给全党提出了一个警示：要保持住我们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转变我们的执政方式。就要摒弃靠领导人的指示、靠既往的经验、靠运动、靠政策等方式治理国家。由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来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就成为共产党今后执政的基本方式。但是，如何实现依法执政呢？目前，还是一个新课题。
2004年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国务院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是在这个纲要当中，中央政府给自己定出一个时间表，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这在世界法治史上尚属首次。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如此气魄和勇气敢于如此自我加压。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三年以来我们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明显加快，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时期。但是，法治的原理是否可能只在一个系统内率先实现而不管其他领域？我们尚未完成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