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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人问题，第2、第3件契约中，保人均为兄弟，前者是佃人的兄弟，后者是地主的弟弟，保证内容有如前述。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时的保证仍处于较低的层次，仅限于近亲属之间，只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对当事人还债能力的一种肯定，而没有基于信用保证的意味。
（二）恩赦担保。第5件契约有“从今已后，有恩赦行下，亦不在语（论）说之限”。这是典型的抵制恩赦条款。这种抵赦条款，实际上是一种担保，戴炎辉称之为“恩赦担保”，即“担保不援引赦诏”，（注：戴炎辉著：《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329页。）来与某方理论。在此处应是地主援引赦诏与佃人理论。这主要是针对地主所做的约定。因为该契中，佃人价员子处于优势，1匹绢、1匹综 的租价，就得到了22年佃种8亩地的权利。由于官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干涉了契约的私人性，所以缔约双方（主要是佃人）为了保证契约的完全履行，规定了此项抵抗敕的效力的条款。
（三）违契处罚条款
敦煌租佃契约中，违契行为包括履行方面的不完全履行、不履行和翻悔两大类。按契约的约定，都要给予相应的处罚。可见附表6。
[附表6]
（注：（22）“不”下当脱“悔”字，前引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沙知书，第326页。）
（注：（23）“翻悔”下当脱“悔”或“翻悔”，前引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沙知书，第342页。）
违契处罚条款是契约得以履行的保证，是对双方当事人债权的一种保护。上述15件租佃契约，除残损契约外，有11件均列明违契处罚条款。这11件契约，有9个是关于翻悔的规定，约束的是缔约双方当事人，其内容均为“一定已后，不许休悔，如有先悔者，罚……”。从形式上看，当时租佃契约的缔约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即使双方有强弱势之分，但是体现在契约中却是形式上的平等的民事主体。
对翻悔的处罚，大抵均为赔偿实物如麦、羊等。处罚物以麦、羊等实物计算，这一方面说明这些是该地常见的物品，另一方面说明，此时物质生活仍旧匮乏，交易量仍小。此外这些罚物的去向值得研究。第10、第12、第14等3件契约，所罚物交给谁，已看不清楚。而从第4、第7、第8、第11等4件契约规定罚物“入不悔人”看，有补偿相对方的性质；第3、第5两件契约则称“ 军粮用”、“罚送纳入官”，则已不是补偿，其惩罚性质更为明显。
其余2件契约，第1件是分别约束双方的，佃田人不完全履行剩余租价的交付义务要罚，地主不履行交付土地义务也要罚；第2件契约只约束佃田人，不履行的“如违不还”及不完全履行的“有欠少不充”，都要承担被“掣夺家资”以充租价的惩罚，强调的是保证地主之债权。这又说明，并非所有的契约都能在形式上体现缔约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第1件的不完全履行和不履行，都特别强调了“一罚二”，这与唐朝吐鲁番地区契约的约定相同。一罚二的违契赔偿方式，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敦煌契约中较少有“一罚二”的情况，是其惩罚性质的减弱。该种立契精神，可以是违契责任由惩罚性向补偿性的一个过渡，是契约精神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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