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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租葡萄园契是入租契，故首先列明的是佃田人属籍、身份、姓名，次列地主属籍、身份、姓名：“阿辛诺城的阿库西劳斯之子——阿芙罗底西乌斯，写给萨拉庇欧之子西罗（孩童），及其监护人西罗代斯之子伊斯奇里欧，并征求孩童之母西罗伊斯之同意。”其中，阿芙罗底西乌斯是佃人，他发出要约，希望得到对方的同意；“西罗（孩童）”是葡萄园的所有者；监护人伊斯奇里欧，当是西罗的近亲；西罗的母亲西罗伊斯，也是被征求意见者。西罗和监护人，在理论上是接受契约并需要作出是否接受要约的人，后者是同时附署意见的人。这一关系，体现了古罗马当时那种浓厚的家长制风格。西罗虽是孩童，但却是一个家庭的家长，代表整个家庭，拥有这个家庭的全部财产，所以他在理论上是作为地主而居于“契首”之位的；但在被监护人未成年的情况下，监护人是实际支配者，故他与被监护人具有同等地位；母亲虽不具有监护人地位，但对监护人的意见有同意权（同时也就有不同意权）。
在亲母尚在的情况下，另外设立监护人（即使是近亲），这与中国不同。中国法律历来有“尊长”一概念。《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卑幼私辄用财条疏议：“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对于“子孙”而言，“尊”即是祖父母、父母。而按《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幕，亲闻商量，方成交易。”可见，法律允许女性尊长全权处理家庭对外交易，并禁止“卑幼骨肉蒙昧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的行为。这样的尊长，落实在契约中，被叫做“契首”，这是个涉及封建宗法关系和财产权利的双重问题。《明公书判清明集》之《户婚门》有“母在与兄弟有分”，其文云：“交易田宅，自有正条。母在，则合令其母为契首；兄弟未分析，则合令兄弟同共成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1页。）这与埃及在母亲之外另设监护人的情形不同。
同样，古中国在契约中也没有像埃及契约这样列出当事人的世系，一般都是直书其名。遇有涉及亲属关系如兄弟、叔侄或父子时，无论是作为交易一方，还是充任保人、知见人，都一律署名画押。
另外，在埃及租葡萄园契的最后，佃田人除署名外，还标明年龄及身体特征。古中国契约中也有书年的情况，如《唐天宝五载（七四六年）高昌吕才艺出租田契》，契尾地主署名也注明年龄：“田主吕才艺载五十八”，（注：前引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传玺书，上册，第312页。）但未见标有身体特征之情况。笔者推测，埃及租契将自身情况说明如此详细，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表明自身的诚信度，增强地主对他的信任。因为当时罗马帝国辖下的埃及，其普遍情况是地主多数生活在中心市里，多是乡里的豪绅，他们或是退役军人，或是希腊人，或是混血种的希腊人。（注：[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下册，第421页。）地主很少接触乡下的佃田人，佃田人为了增强地主的安全感和契约的效力，选择这样做是一种较佳的方式。而古中国则是一个熟人社会，尤其对于租佃关系来说，双方地理距离更近，也就更加熟悉，无须在契约中标明对方的身体特征即可使债权关系得到保证。可以看到，契约的内容及形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政治制度、经济形式也都有一定的关系。
（二）租佃关系发生原因
如附表2所示，租佃关系的发生既有地主的原因，也有佃田人的原因。除3件契约因缺文严重而无法弄清之外，余12件契约，2件未写明，10件契约明确指出了出租或承租的原因。首先，地主出租土地的原因多样，共7件文书是基于地主的原因而签订的。其次，佃田人承租土地的原因较单一，即主要是缺少田地，第8、第9、第12件即如此。这些契约，只有第1件属武周时期、第2件属吐蕃占领时期，其余皆是归义军时期的契约。而标明出租或承租原因的契约，都是这一时期的。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可以推测，敦煌周边地区的战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该地区经济，加之处于乱世中的归义军政权为求自保，不得不内扩军备，外交诸国，这势必造成人地减少和农民负担的加重，导致农民生活的窘迫，甚至破产。不过也可以看出，该地经济尚能正常运行，还有相当部分的居民可以正常耕作、生活。但是这种土地供大于求的现象，势必造成租金的降低，所以第5件契约中租价甚低，对地主的要求较苛刻，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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