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和平有序与主动性政治变革的几率有多大？其发生的决定性关键要素何在？（如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甚至“白热化”及其权力者理念意志与历史定位的追求等；两岸整合与一体化制度体系建构的促动；为融入国际社会和接受国际压力；或发生了极有利于进行政治体制技术性变革的世界科技革命条件如网路资讯革命等等）。再者，根据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自身的经验与世界共产国家转变的外部经验，中国能否通过政治改革的全面规划设计与有步骤的推动，来全面启动与推展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变革呢？其可能性与可行性究竟有多大？
　　最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的全面变革建构概念内涵与特征，究竟是“弹性的”还是“刚性的”？是否存在“广义与狭义乃至泛化的全方位之分”？其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和怎样决定的？人为因素与决定程度究竟有多大？而技术性革命或观念体系的建构对其影响，将可能是决定性的吗？否则，经济的崩溃与社会自发性的破坏性建构将是不可避免的？将是中国共产体制与极权统治瓦解的宿命？那么，最终“非和平的革命”将造成什么后果和影响？中国人有能力排除这一可能，而实现完成历史性的国家政治体制变革与再造吗 ？！
　　三，超越中国历史情境与政治思维局限，推动中共转化与实现现代宪政法治国家建设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能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意向和愿望’与政策转变上，而是必须有明确地‘目标’和‘法治化’的推动，即需要有关于当代中国国家政治体系建构和发展的理论与途径方式方面的，完整地‘预设性体制建构’的长期全盘的战略规划及程式措施的构设。”----这就是今天我们从中国八十年代“邓胡赵”权力体系与政策势向及其最终结果方面的反思剖析，可以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
　　从比较普遍地意义上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完整全面变革与重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家情态与背景下，从“邓胡赵”权力体系结构与政策势向及其主导者的意愿／能力乃至政治作为的可能性等方面来判断。固然有邓的政治保守与顽固派的阻滞和中共政治体制的约束等要素所造成。但是，若从理论与战略的深层次来论，缺乏整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与长期体制建构的变革规划；仅仅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邓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导”的，“试错式”改革模式和政策转换，或曰旨在维护中共权力体制与执政地位，从共产党内部改造（如“党内民主化”等）的，“体制内政治思考模式”来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现代国家建设等等，都是不可能获得根本性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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