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与客观法的关系。学界许多人承接近代绝对个人主义的私法观，把权利是什么与权利的来源视为同一个问题，且将权利视为个人的意志的产物，至今仍颇受人们推崇的“私人意思自治”是其典型写照。“私人意思自治”是一种主观法原则，在这种私法观中法与个人意志重合起来，个人意志是法，法是个人意志，“契约即法”便是这种关系的最明确表达。只不过这个主观法原则在今天己失去了绝对性，人的行为不是个人意志之主观法的产物，它要受制于客观法，因为人处在社会关系之中，要廓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这就产生了一个人的意志与他人的意志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达不成合意发生冲突时，协调两种意志的标准不是个人意志之主观法，而是客观法。客观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结构，它赋予了意志力的取得和行使的公共正当性，决定着它们在制度上的安定性，由此，权利本身就成为一种制度安排。一切客观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它体现在规范中的结果部分，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由于客观法中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性，权利的内容在不同时代也显出不同。对意志力源于客观法这一判断，可能有人要反驳道，例如，房主出不出租房屋难道不是受个人意志支配么? 那么，个人意志之于权利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就是，在客观法(
合同法)的指引下，依个人意志独立地决定如何行为，例如出不出租房屋。即便仍将个人意志(合意)视为法，此法只是在不违背客观法(
合同法)下才有效，或才成其为法。
主张人格权者常不加甄别地认可“权利依个人自己的意志取得和处分”(权利的意志说)的前提，这样一来，就难以回答个人能否依自己的意志取得和处分生命(实则是取得和处分生命负载的生存利益)。生存利益的取得，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因为个人在生命之初尚无意志，从他自身上看，此时他还不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个人”，只是一个无意志的生物体。他所具有的主体身份不仅是客观法赋予的，他享有的权利如公民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也是因法律发生的，而不是依其意志取得的。因此，权利的意志说不能解释权利的取得，如前述，权利概念应当还包括客观法赋予的成份。能否依自己的意志对生存利益进行处分，取决于权利的来源──客观法，以当代制定法为例，有的规定生命不得抛弃，自杀有罪，有的有限制地使安乐死合法化，多数则对之不置可否。客观法在处分生存利益上的不同立场，源于立法者对生命的价值判断，这正好验证了前面一切客观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的判断。据此，那种以人不能处分生命为由来否定人格权的说法并不成立。作为这一立论的另一佐证，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辩护制度就是对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的否定，这也证伪了权利依个人意志来处分的绝对论。
权利与利益的关系。本文不仅是站在道德主义立场上，依这一立场，权利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本的价值，其本身就是目的，权利不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相反是对社会利益的限制，以防止多数对少数的专制， 而是结合功利主义以利益为尺度和目的的主张，从技术或权利(法律)关系上看，认为权利还是一种客观法(制定法)上的技术，藉此能支配个人利益，权利是法律化的个人利益，且个人利益并非权利本身，它只是权利的客体。当然，客观法设置权利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指对个人的好处，这种好处并非全是可客观测度的，还具有主观评价性，受权利人的价值观影响。个人利益既包括外在的物质和金钱，也含有内在的价值取向、情感。个人利益总是附着在某些东西之上，也就是利益需要有载体，否则权利人无从评价，这些载体或是某些有形的东西(如物)，或是无形的东西(如自由)，或是兼具有形与无形的东西(如生命)。人的利益有多种，一些利益被权利化后形成各种权利。
为何要对个人利益进行权利化，不权利化不同样可受到制定法保护? 的确，不是所有的利益能够权利化，利益可与权利并存，如拉伦茨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中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说成是“生活权益”(Lebensrechtsgüter, 译为生活法益更妥)， 制定法对它们的保护措施并无根本区别。那么，强调对个人利益进行权利化的意蕴或功能又何在呢? 大体有三：首先，由于权利与客观法尤其是制定法的关系，被权利化的个人利益是明示的，人们可以预见拥有何种权利、享受什么利益。未权利化的个人利益依赖于法官的裁量，只有在侵害发生后才能确定受不受制定法保护；其次，被权利化的个人利益是具体的、个别的利益，无需权衡即能确定，因为权利有较明确的边界，这是设定权利的初衷。它也意味着节约法律保护个人利益的成本，如由性搔扰发生的对个人利益的侵害，是否应受制定法保护颇有争议，争议耗费成本。当然，权利本身也带来成本，但比起确定个人利益是否应受制定法保护要低一些；再次，一般上，权利对应义务，义务要求相关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违反义务中便可得知个人利益遭受侵犯，以便采取相应的防御和救济手段，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
个人的利益有多种，在其中有一类以无形的东西(人的社会资格、身体活动、名誉、荣誉、私生活)，或兼具有形与无形的东西(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为载体的利益，这类利益，本文以人格指称，集中体现了人的精神存在，没有它们，人将不人或人将不完整。能否将这类精神利益权利化，反对者说，它们是人的主体身份中的应有之义，无需也难以权利化。依前述法律资格与人格分离的主张，人的主体身份的确不是权利的客体，也就不是侵权的对象(顺指出，这不意味人的主体身份就不可能被侵害，历史上“人格减等”、“剥夺公民权终身”[civil death]等规定正是对人的平等的主体身份的侵害)。然而，这些东西与人的主体身份可以分离，无疑，生命当然是人的主体身份的生物载体，对主体身份具有全有全无的意义，但在能否处分生命负载的生存利益上也有不同的立场，且其余的东西只具有使人完整或不完整的意义，如限制人身自由、损害健康并不导致人丧失主体身份。因而，以这类东西为载体的个人利益，像其它个人利益一样，可以权利化，对这类个人利益进行权利化便产生了人格权。总之，人格权不涉及人的主体身份，只与人格相关。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人格权之外还存在体现了人的精神存在的利益，它们是否受到制定法保护，需权衡确定。 何时对这类个人利益进行权利化，取决于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另外，在明确了人格权中的人格的含义之后，也不能以为似乎只有人格权才体现出对人的重视，其他的权利，如言论自由、财产权、诉权与此无关，其实不然，人格权只是个人的利益的权利化的表现之一。 个人利益的权利化是近代以来的各类制定法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制定法中对权利的所有规定就是个人利益的权利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