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合法性标准”质疑[8]，来证明司法解释的必要性
我们理解并十分清楚，就理论层面，按照“严格分权的逻辑”，在权力分立的体制中，
司法权（在本文主要是指司法解释）应该做的是什么，不应该的做的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做，不该怎么样去做。然而，当我们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特定的政治体制、社会现状和经济文化（包括法治文化）发展程度以及法治水平——我们不得不以另外一种视角去观察司法权之所以这样的根基是什么，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视角不再具有所谓的“专业性”；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司法权之所以这样的正当性存在于何处，尽管有的时候这样的思维方式有损于所谓“法的权威”；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立场来理解司法权之所以如此实践的深层逻辑，尽管这种立场不再是我们所称道的“法之立场”[9]。这并非用所谓“唯客观条件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为借口来表达司法权这样做的“合法性”，况且，自始至终我们从来都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所谓合法的[10]。
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是，用“合法性标准”来判定司法机关这样的行为，是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十分令人信服，从而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答案，这样的标准，除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思维变得僵化和教条之外，在此处，“合法性标准”将无所作为。而我们应该做的是防止这种行为——司法解释——的滥用和无效果，即确保这种行为在相关规范的指引下去活动，并促使其有效化，仅此而已。
总而言之，面对司法权以如此方式冲击立法权时，我们不能让问题变得更成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应该理性并冷静地给出问题的答案：那便是“合法性标准”在这里要绕道而行，而不是勇往直前[11]。
（二）从实践角度论证司法解释的必要性
1、经济形势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式已经发生较大的改变，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以后，使得原来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已经突破传统的意义。与此同时，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新型劳动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传统观念中的规范性单位的范围日渐缩小，非规范性的单位的范围日渐扩大。但是这些非规范性的单位并未进入
劳动法调整的范畴，劳动者与之发生劳动纠纷后，无法依照
劳动法进行维权行动。
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变化，导致了劳动关系由原来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一方面，大量新型的劳动关系或者用人方式或者劳动主体的出现：比如，自由职业者、劳动派遣、兼职、农民工、外国员工等等；另一方面是，现行
劳动法就劳动争议规定的范围太窄，是的新出现大量的劳动纠纷无法找到救济渠道。而改变这一困境，即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的认定，或者扩大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都需要从制定明确、系统和完整的法律依据入手。
2、现行法律依据的完善与发展
《
劳动法》第
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显然，从法律条文来看，立法者严格限定了《
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虽然
劳动法制定之时，严格的的限定了劳动争议的范围，但是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新型劳动关系的大量出现，最高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12]，这部扩大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拓宽了劳动争议的法律救济渠道，协调了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之间的衔接问题，尤其是仲裁与诉讼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争议领域的矛盾，有力地促进了劳动争议的有效、妥善的解决。这不得不说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