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观念之下，对于谁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程序，并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理论与实践都趋于保守。他们认为只有“明显的当事人”或“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即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个人，才是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这种当事人就是行政机关命令他做或不许做某种特定事件的人；申请许可证或其他许可的人；其收费标准和业务活动受行政管理的公司。” 例如，有权规定铁路运输价格的委员会作出价格调整，对此，铁路公司属于“明显的当事人”或“直接相对人”，而铁路公司的竞争人（如公路运输人）以及消费者则不属于。与这种认识相对应，法院将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限定为“权利”范围，即当事人只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38年的亚拉巴马电力公司诉伊克斯案代表了这一观点。该案申诉人亚拉巴马是私营电力公司，控诉联邦电力管理局给予市政府经营的电力公司财政援助。认为由于这种援助，私营电力公司受到极大的损害。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声称申诉人只有在合法的财产权受到侵害时，才具有起诉资格。最高法院认为，免于竞争的利益不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因而不能作为请求复审的理由。“除非侵犯的是法定权利，例如财产权，由合同而产生的权利，防止不法侵害的权利，或法律规定的权利，……否则就不存在原告资格。”
　　2、以“利益”为基础的原告资格
　　在现实中，行政行为的影响往往会超过它所直接针对的个人。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对这部分权益的保护逐步被理论与实践所认可。在这一趋势下，以“权利”受到侵害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概念不断扩大，从明显的当事人扩大到竞争人，又从竞争人扩大到消费者。这种趋势并不统一，但是主流是为了公共利益，……” 。这一发展使得利害关系人不再局限于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明显的当事人”或“直接相对人”。在影响竞争和消费利益的案件中，竞争者与消费者同样被视为“利害关系人”，拥有排除违法行政请求权。随着法律保护范围的扩大，在传统观念中原本被解释为反射利益的，逐渐成为法律所直接保护的对象，从而拥有了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例如：根据日本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撤消诉讼者，必须是与行政处分的撤消有“法律上的利益”者。这一规定使得“私人（行政相对人）已经不只是作为行使公权力的直接名义人，而且作为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也得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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