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内容上有原则和规则之分，在形式上有总则和分则之分。规则的适用受原则的指导，分则的适用受总则的支配。可以说，任何法律规则都处于法律体系之中，并在法律体系中获得其完整的内涵。因此，比较法律是否有利时应当对所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作整体性考虑。当然，这里所讲的整体性，指的是新、旧法各自的整体性，因此，不得对法律作割裂比较和适用，在同一案件中既适用新法，又适用旧法。
2．以主要法律效果为主原则
有些法律部门的法律效果有主、附之分，如刑罚种类。有些法律部门的法律效果虽无主、附之分，却有主次之分，如
行政处罚法种类。主、附责任和主、次责任同时变化时会发生冲突，如主要责任变得更为有利，但次要责任更为不利（如降低行政拘留期限上限的同时提高罚款数额），或者相反。
上述情况下，应当遵循次要(附加)效果服从主要效果的原则加以判断，因为次要（附加）效果仅是主要效果的补充。如果主要法律效果更为不利，而次要(附加)法律效果更为有利，则应确认为不利；如果主要法律效果更为有利，即便次要法律效果更为不利，也应确认为有利。
3．规范与事实相结合原则
有时，即便是同一种法律效果，其新旧法律之间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比如，行政罚款或奖金在法律中一般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数额；二是倍数或比例。如果新旧法均为数额，按法定最高额比较轻重；如果新旧法均为倍数或比例，以法定倍数最高者为较重。但是，如果原先为“倍数处罚”，后改为“定额处罚”；或原先为“定额处罚”，后改为“倍数处罚”，则比较基础不同，轻重就无从比较。
我们认为，新旧法律哪一个更为有利，不应该仅仅在新旧法律的规范层面上比较，而且应该结合案件事实以适用结果为依据，并以法律适用的结果为最后的检验标准。如果从法律适用结果的角度比较，虽然计算罚款的方法不同，但计算的结果都是特定的数额，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4．以法律评价为准原则
是否有利的判断还存在法律评价与个人感觉相差异的问题，即立法者在法律中所做的评价未必与个案的当事人的评价相吻合。本质上，法律效果是国家对法律行为的评价，而非个人的评价。法律行为对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不同，则法律评价不同。被侵犯的法律秩序越重要，违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越重；反之亦然。因此，当法律评价与个人感觉不同时，应以法律评价为准。同样的道理，法律有利与否应以法官的判断为准，而不应以当事人的感觉为准。
5．“不利”推定原则
有些情况下，即使采用上述所有方法，也可能无法得出哪一个更为有利的结论。此时，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精神以及“有疑问时，为有利于人民的判断”的解释原则，应当将其视为更为“不利”的法律规范，适用行为时的旧法。
按照上述原则，一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对前面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可按照以主要法律效果为主原则、规范与事实相结合原则或“不利”推定原则等予以处理。
六、反思与重述
至此，我们基本上回答了本文第一题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可以看出，本文虽然对“如何认定‘新法’与‘旧法’，如何把握‘新法’更为‘有利’”这样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为此花费了不少的篇幅，但更重要的是从应然的角度、在理论层面上对有利法律溯及原则进行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立法者必要时可制定溯及型法律，不论是“有利”还是“不利”。“有利溯及”的裁量和“不利溯及”一样，都属于公益衡量，应由立法机关来决定。因此，法律的溯及力须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只有在法律明示溯及既往时，法律适用机关方可溯及适用法律。如果对法律溯及力有所怀疑，则应当推定法律不溯及，即便是新法适用的结果对当事人更为有利。
第二，有利法律溯及原则是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作为例外，它只适用于有限的范围。程序性法律、解释性法律、校正性法律和补充性法律以溯及既往为原则，有利法律溯及原则也就没有适用的余地。另外，有利法律溯及原则也受限时法和既判力等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