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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司法资源有限，司法权威也亟待确立，所以，选择“既判力优先于溯及力”的模式比较妥当。将来，随着人权保护程度的提高，选择折衷模式则可能更为理想。
综上可见，程序性法律、解释性法律、校正性法律和补充性法律等遵循的是溯及既往原则，自然不以“有利”、“不利”为标准。即便是在实体法内，如果旧法是限时法，或者行为和事项已经终裁终审，有利法律也不得溯及适用。
四、法律是否“变更”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决了有利法律溯及原则的外围理论问题，现在该是考虑有利法律溯及原则的“操作”事宜的时候了。由于“有利”是对新、旧法律效果的比较，如何认定“新法”和“旧法”就成为法律适用者的“必修课”。又由于新、旧法律通过法律变更而形成，未变的是旧法，变后的是新法，新、旧法律的认定实质上也就成为法律是否变更的判断。
法律规则由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虽然法律变更既有可能表现为事实构成变更，也有可能表现为法律效果变更，但最终都改变的是法律效果。所以，法律变更的本质是法律效果变更；法律变更的判断也应以法律效果是否发生变化为标准。一般情况下，判断法律是否变更没有困难，但以下几种情形哪一种算得上法律变更却值得说明：
（一）法律的形式变更和内容变更
法律的形式变更，指法律的文字、结构或者排列序列发生变化；法律的内容变更，指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发生变更。法律的形式变更和内容变更可能统一也可能是不统一。所谓统一，即法律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发生变更。所谓不统一，即法律的形式发生变更但内容没有变化，或者法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形式却没有改变。不统一的情形常因其他法律对相关法律概念内涵的变更而引起。法律的形式变更和内容变更相统一时，法律文字、结构和排列顺序的变化标志着法律的变更，法律变更的认定以形式变更为准。但是，当法律的形式变更和内容变更相分离时，究竟是以形式变更为准还是以内容变更为准，不无疑问。
我们认为，在法律形式和内容变更相分离时，应以内容变更为准。如果仅发生形式变更，如对法律条文排列顺序、法律文字的调整以及对法律文字的校正等，均不能作为法律变更。反之，即便是法律形式未发生变更，但法律内容因其他法律的变更而发生改变，也应认作法律变更。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法律变更的本质要求，避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二）法律的直接变更和间接变更
应当与形式变更和内容变更相区别的是法律的直接变更和间接变更。直接修改法律的构成条件或法律效果属于法律变更，这没有问题，但是，对法律的间接修改是否属于法律变更值得讨论。
这里的间接变更，是指两个法律规则，二者的事实构成没有关联，一个规则的修改并不直接引起另一规则的法律效果发生变化，但由于案件事实的勾连，该规则的变化会间接地影响另一规则的对事实的评价。如诬告他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但该犯罪行为被后来的法律认为不再构成犯罪，该诬告行为是否依然构成诬告陷害行为，该法律规范是否属于已经变更？
间接变更虽然改变了对案件涉及的事项的法律评价，但并没有改变法律规则的法律效果，用法律变更的判断标准加以衡量，间接变更不应归于法律变更。
（三）不同部门之间的法律变更
法律变更的认定也涉及到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转化问题。如行为发生时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行为发生后刑事法律废止，将犯罪行为改为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行为发生时法律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行为发生后行政法律废止，行为人不再承担行政责任，仅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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