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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罪己诏有什么魅力，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研究罪己诏？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来研究基本制度？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区县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我发现北京大学一万个学生中没有站出来选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答：我觉得老天保佑，我们现在能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问：罪己诏在当代社会有没有对应的文本？
答：没有。
问：罪己诏下来后，皇权是怎么自限，是否形成一种惯例？下完以后对皇权哪些部分形成了限制，限制范围多大，是否形成惯例？
答：自限实际上是有的，比如说，罪己诏常常又是求言诏、求贤诏。这时候大臣、天下之人都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所以，你看宋代，尤其是熙宁变法的时候。有几个人提出的建议非常尖锐，皇帝要是心胸狭窄一点，会恨得牙痒。就像唐太宗，回到后宫去说我总有一天要惩治这个乡巴佬，这个是针对魏征说的。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下罪己诏的时候往往是向皇帝进谏的最佳时候。这实际上是自我限制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其他的如减御膳，在现代意义上不能被认为是皇权自限，但在古代还是可以被认为是自我限制的一种方式。还有如连续十来天全部素食，对自己进行反省，自己有什么问题反省后和大臣谈，大臣又会提出种种建议甚至是要求。比如说明代，明代的谏官很厉害，有专门的言官制度。万历皇帝为什么会罢工30年，就是因为言官太厉害了，连看场戏都看不稳。所以最后他就说你们玩去吧，我不跟你们玩了，然后就罢工，躲在后宫不出来。能不能也说这是一种皇权自限？当然他不是下了罪己诏后罢工的，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有大量的类似情况。
问：中国古代有没有宪政？皇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下罪己诏的？
答：说中国古代有宪政这种说法，我无法回答。皇帝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什么动力发罪己诏，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些材料，皇帝下罪己诏，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从三代以前就形成了。后来，人们往往认为，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说影响非常大，但实际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看呢，汉文帝是罪己诏的创始人，而且他发布过灾异罪己诏。我觉得在真实历史状态下，天人感应这种观念早就形成了。而且这种共识哪怕是在宋代天理逐渐人格化以后，在罪己诏的领域中都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清代的罪己诏和汉代的罪己诏，差别是不大的。它既没有统一的格式，也没有明显的波动情况，只是明代的罪己诏比较少。历代罪己诏几乎没有区别、很难区分，唯一的区分方式用文字学的方式去考证。发布罪己诏的主要动因，是我是皇帝，我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我举个例子，唐高宗不是一个很英明杰出的皇帝，有一回出现彗星以后，一个大臣说出现彗星对整个世界不好、对国家不好，不过我看彗星的彗尾在高丽那边，看来小国要灭了。他的意思是高丽小国灭了就把你的罪过弥补了。唐高宗就说我是万国之王，高丽虽然是小番，但也是我的臣民，岂能委过于他们？这个罪过还是要我自己承担。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到，发布罪己诏的内心动机就是我是皇帝，我要负责，我只有用负责任的方式才能够表明我配做皇帝。中国古代帝王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呢？自尊自罪。实际上，自罪是自尊的一种表现。就像刚才所讲，天命是双刃剑，它既赋予权力，也给与责任。所以呢，钱穆钱先生他所谓的“君职论”，是有一点偏的。实际上他当时这种说法是为了纠正另一种偏。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君权论”，认为中国古代的君王就是权力无边。比如谭嗣同有一句话“两千年中国皆秦政也”。你仔细想想这句话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两千年中国都是秦政的话，那么你每天出门看到的都是一车一车的胳膊，一车一车的腿。秦朝肉刑用得很厉害，随便在路上倒灰的人就要被弃市，你想想秦朝是怎么过的，所以才会13年而亡。所以呢，只有君权和君职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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