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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不过我刚才听了对这么几件事情倒是很有兴趣。一个就是相关的资料里面讲到的，“朕既不德”如何如何，一再提到德。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这种天命观念，不仅是正面提供了合法性，可能同时也是双刃剑，君权作为君职这样一种政治权威，既授之以权威，就必须符合这个权威。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罪己诏”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同时，也是首先对官僚、士大夫阶层有个交待，起码要有一个姿态。君王要镇天下，就要处理君与民、君与臣、君与神之间的紧张，也包括德与威、德与法的紧张。所以，这里面天命是基于道德本体之上的至高至上，作为天之子的君王，他对自己的自责自省，都是以德配天的修养功夫，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刚才提到的德与威的结合，一个讲的是软性的政道，一个讲的是有力量的硬性的政道。这里面给我的启示就是说怎样在内政体系中建立一种自由和谐，在国际秩序方面将民族主义和民主和平这样两个充满张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天地人三才统一论。
问：您刚才罗列了很多的朝代，这些朝代都存在罪己诏。您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政道，可以从中吸取营养。但问题是呈现给我们的只是文本的东西，这些文本到底对现实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您刚才的介绍中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多。只是您讲到，有一个大臣自杀掉了，可能有一点影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把正义当成摆设等现象，在古代也是非常多的，您说从罪己诏能吸取到现代政道的营养，我觉得论证不足。
答：谢谢你的提问。确确实实，把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说一遍，至少需要3个小时，所以有大量的问题都没有展开。我也是等着请大家提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趁机补充一下。刚才说到罪己诏，你说它在古代历史中到底有没有真正起作用，还是仅仅是一个文本？实际上，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伴随着罪己诏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对前代政策、政治的改变；比如说，在宋代的“熙宁变法”中，每次来一个日食、月食、大风、大雨、大旱，朝廷上党争就开始了，对宋神宗、王安石不满的人就立刻跳出来说，这是王安石改革改的，你看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呢，立刻改变政策。好，朝廷就被分成两派。有时候争论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笑。比如说，来了一场蝗灾，大家就会争论要不要杀蝗虫，是杀蝗虫还是让皇帝坐在那里打坐自省。它都是有实际效果的。还有就是很大一部分罪己诏都伴随着大赦天下。我刚才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有时候大赦得天下大乱。其他的种种，尤其是皇帝还经常说朕既不明，朕既不德，朕不能远德，朕颤颤栗栗……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人们，在古代所讲究得那种德之下的人民，是非常有效果的。尤其像唐德宗李适，因为士兵叛乱被赶出长安城，他很痛心，就让陆贽写了《奉天改元大赦制》。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罪己诏，到了基层，有许多的将领、百姓看到这个诏书以后，都感动得掉眼泪，你想能不起作用吗？还有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这是非常出名的。当时陇西200多万流民随时都会发动叛乱，他下了这个罪己诏说要改变政策，不再像前三年一样拼命打匈奴又没有打下来，这个国家被耗尽。在这个情况下，下了罪己诏，政策改变了，社会就会安定下来。像明代，明代在崇祯皇帝，有过几个罪己诏。但当时的罪己诏已经不能对现实起作用。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明代的皇室太没出息。举个例子，我前一段时间看一本书，上面把明代清代的宫廷费用作比较，就发现清代宫廷费用只相当于明代一般皇帝发给后宫的妃子的费用。崇祯皇帝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拼命敛财。他内帑有几百万两银子不肯拿出来用，还去募捐。结果呢，大臣们不肯出钱，把他气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下罪己诏是没有用的，尽管郭沫若所说他罪己不可谓不深，但是这个深也没有用。所以这个罪己诏只能是辅助性的，如果辅助得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让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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