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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以前，关于天人感应的观念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事应说特点。就是说发生一个灾异也好，发生一个异常的天象也好，都是跟人世间的事情一一相应对位的。但是在东汉以后，实际上应该是更早，人们逐渐掌握了日食和月食的规律。这就对事应说构成很大挑战，这种规律性被发现以后，就很难再讲某个日食是专门谴责君王的。像先秦时荀子他们就有天归天，地归地，人归人的思想。所以当这种事情积累得多了以后，虽然对于三才合一的说法他们是接受的，但是不再认为上天对人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作出反应。像这些观念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到了唐，尤其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朝廷上关于蝗灾的争论之后，一直到宋程颢提出天理说，（大家都知道，天理说后来成为北宋新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天理已经变得不再像唐以前那么情感化、人格化了，而是越来越变得逻辑化、理性化、非人格化。这个时候——还有后来明代的罪己诏那么少，我猜可能就跟这种观念的流行有关系——天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越来越非人格化了。除了罪己诏之外，（当然在罪己诏里面也会表现）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表达方式还有很多，如春季是万物刚刚出生的阶段，不许砍树捕兽；《吕氏春秋》里讲在不同的时令，推行不同的政策，如果你的时令和政策在天时上违逆就会有恶果；处死死刑犯一般要在秋天进行，叫做秋决；还有大赦令，我们现在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对于古人来讲大赦却是很正常的事情。监狱里的罪犯往往会容易有这样的想法，比如希望某个皇帝快点死，然后新皇帝上台就会大赦天下，像南梁的梁武帝，在位47年，下了27次大赦天下的政令，以至于政令废弛而天下大乱。古代比较了不起的皇帝在大赦令的下法上都有讲究，既显示了自己的仁慈又不会破坏法律。汉文帝执政23年，下了六次；顺治执政18年，下了11次，稍有点多；康熙亲政53年下了11次，比例基本上和汉文帝相同，他的其他许多做法也常效仿汉文帝。
在罪己诏里表达三才和谐统一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赐物赐爵免税。汉文帝从前元12年开始，免农业税免了13年，恐怕古今中外仅此一例。后来康熙皇帝看到汉文帝免税诏的时候都说，这个难度太大，我做不到。还有关于宋仁宗的一件事情，宋仁宗有一天晚上特别想吃烤羊，但是他怕要是把御厨喊起来的话，御厨就要杀生，而且御厨以后会担心皇帝晚上饿就会提前杀生，所以他就忍住饿不吃。像这样的事情背后都有一种观念在支撑，并不是简单的一件小事情。
在三才统一论中，人天地万物动物植物都是有灵性的，这些物种都要和谐的在一起才能很好的生存。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历来的研究者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一般情况下就简称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讲，特别是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二十世纪以后，中国整个国家的思潮都严重的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由此带来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当然不好的原因并不是西方文化导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在惊慌失措下，把传统文化踩在脚下，于是在整个20世纪所倡导的所谓的人文主义其实已经远离了我们的传统，人本也并没有本起来。我们只有在明白了这个古代的传统被抛弃后，才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像1958年大炼钢铁滥砍森林那样的现象。这件事情以前只有秦始皇做过，而且他只砍了一座山，因为他生气了。他没有像我们58年那样全国上下一片砍，还有在此之前的所谓的打麻雀，除四害，后来的文革诸如此类的国家精神病时期，这就是我们把以前的好东西扔掉以后，又拿了西方的坏东西，然后跟中国古代的坏东西结合起来，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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