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与中国古代政道
萧瀚
【全文】
主讲人： 萧 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评议人：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今天我有幸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谈谈“罪己诏”问题。
有人会说“罪己诏”是一个非常偏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这个问题可是一点都不偏，是在20世纪之后才慢慢变得偏了。这十几年，有的人也谈起过罪己诏。但是很显然，人们对“罪己诏”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比如说，有人认为“罪己诏”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还有人认为“罪己诏”在古代中国只有在发生火灾的时候皇帝才会下。这些混乱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清理的。当我读到一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汗颜、非常惭愧，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水平可以说远高于当代中国学者，他们有很多成果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重视到的问题，他们尽量回到中国真实的历史和最大限度地真正进入到中国的历史中去体会和认识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近一百年中对自己祖先的历史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其中就包括对罪己诏的研究。
简要一点说，“罪己诏”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古典政道的问题，今天要谈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关于罪己诏历史源流的问题。
它的历史源流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罪己诏的滥觞，另外一个是正式罪己诏的产生和消亡。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有“罪己诏”初期模型的文本。真正的文字比较详细的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汉文帝是非常仁慈而且非常明理的一个皇帝。后来像唐太宗李世民等人都有过以汉文帝作为他们榜样的想法，包括清圣祖康熙皇帝。唐太宗贞观七年，贞观十一年，还有清世祖顺治八年都祭祀过汉文帝。
在中国历史上，把汉文帝作为罪己诏的创始人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罪己诏是汉文帝前元壬戌年，西元前179年颁布的。这个是罪己诏的雏形。当时汉文帝上台大概是第二年，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所以像“朕既不德”这样的话在日后的帝王嘴里也成了一个常用的词。但是这份罪己诏不算是非常地道的“罪己诏”。真正地道的”罪己诏”是汉文帝在同年的冬天下的另一个“罪己诏”。在整个帝制中国里，第一份“罪己诏”是汉文帝下的，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下的，时间是1916年，就是他帝制自为失败之后。
这里要简单交代一下我研究罪己诏所使用和参考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于“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因为“二十五史”帝王本纪中收了历代帝王罪己诏的绝大部分，我就把其中的罪己诏梳理出来。但实际上除了《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材料中也有一些“罪己诏”的材料，比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还有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末等等，单是从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28份唐太宗的罪己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