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朝代（西汉、东汉、隋、唐、宋、元、明）官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不过0.7%（唐），最低则0.03%（元）。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据瞿同祖研究，即使是出现“康乾盛世”的清代，“地方政府并没有自己的岁入；州县官们必须用他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办公费用和个人开销。公务开支和私人开支之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页）。
中国的官吏原先是仰赖国库支付的实物俸禄，后来则代以货币薪俸而持续不变。以此，政府在形式上是支薪给官吏的，而实际上只有担任行政工作的一小部分官员是这样给薪的。薪俸往往实在只是他们收入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官吏既无法赖其薪俸过活，也无法靠薪俸支付其义务内的行政开销”。（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如有清一代，由于朝廷不拨付地方政府的正常行政费用，“各类衙门中的书吏都没有薪水”，“许多衙役的薪额很低”、“年薪低到只有1两银子，再高也从来没有超过6两的时候”，长随的“这种收入（薪水）是名义上的”，“幕友的薪酬、食宿都由州县官提供”，只好容许以私人财力承担行政费用的州县官利用“陋规”筹措经费。除幕友特别是刑名幕友由于其知识的技术性而成为“州县衙门中惟一得到足以养家糊口薪酬的助手群体”外，“陋规”是衙门其他雇员的主要收入来源。（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78、108、145、186、187页）。
仅以清代为例，州县官员的行政职能就囊括征税、户口编查、治安、邮驿服务、公共工程、公共福利诸项。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第8、9章。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官吏履行教育、教化职能的记载，其中既有以德化人的贤吏，更有以教化不行为耻，引咎自责，甚至欲解印去官，请罪的循吏。详细例证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9－320页。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林毅夫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7章第2节“最佳刑事制裁”。
比如，太平兴国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冤滥。会归德节度使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病创死。帝闻之，坐承信弃市。例见《宋史.
刑法志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宋史·
刑法志注释》（续集），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4页）。
除了本文分析的“摸钟辨盗”，类似的例子亦可见之于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93－598页）、许奉恩：《里乘》卷八“张静山观察折狱”（文益人、齐秉文点校，齐鲁书社，1988年，第277－279）。
学使施愚山为发现杀害胭脂之父的真犯，将毛大等嫌疑人拘至城隍庙，命人把殿窗遮严，把这几个人光着脊背押到暗处，令其洗了手站在墙下，告诫说：“面壁勿动，杀人者自有神在背上写字。”然后叫他们出来查验，施公指着毛大说：“这是真凶！”。原来施公先叫人用石灰涂墙，又让嫌疑人用烟煤水洗手，毛大怕神写字，将脊背紧靠着墙壁，所以背有灰色，出来时用手护背，所以有黑色。
太守张静山处理两造无契据的坟地纷争时则是将双方传至坟地，告诉他们：“昨天我祈祷住宿在城隍庙中，神把坟中人唤来，自称是某某之祖先，被某某诬控，求我裁判。今后其子孙方能登山拜祭，否则不能。现无论谁是谁非，皆拜别祖先，以后不能再同时到坟地来”。随后别祖一人干哭几声；另一人泪如雨下。这时不但张公，连围观者也辨认出后者才是坟地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