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环评信息的专业化特质和普通公众囿于社会分工的信息结构就决定了发布方在信息流动过程中控制了关键信息通道（access）,该方可以据此优势地位，很便利地利用专业技术术语模糊拟议对象的情境特征，控制待发布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传播方向等多个维度，通过信息的裁剪、筛选或包装，使拟议对象内含的环境风险得到难以为外部人所体察的巧妙屏蔽。
一方面，最为常见的是信息公开中的“数字游戏”。经实验证明，非专业人员对以不同方式描述的环境风险的敏感差异程度是巨大的——人们对某种化学物质10-6和10-9致病率的差异不敏感，而对两种致病率相差1000倍的提法却反应敏感，[10]这时，发布方选择第一种而非第二种方式来标示拟议对象及其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就可以使二者在环境安全上看起来差别不大。如果拟议对象在其他维度具有比较突出的相对优势，那么安全性更好的替代方案将有可能无法在公众的评议中胜出。
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较为看好的模拟技术，亦存在“模拟真实性”问题——模拟专家可以凭藉观测站、模拟介质（图画、照片或模型）、尺度、视野等等来决定“模拟究竟是比建设项目好还是坏”，象“故意增加一些浮华的汽车和穿着讲究的人群，以此来表现一个富有魅力的外观，并利用太阳光和蓝天来突出视觉的清晰和舒适”等即是常用手法，以致于不少环境学者认定“描述许多项目所精心设计且花费较高的透视图往往从显示项目最大优点而把它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最小化的视角出发的”。[11]
在专业术语、计算公式和数量推导的运用下，发布者不难获取公众在专业分工及相应信息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对之建立的信任，使后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遵从知识专家们的权威”，[12]形成事实上的知识支配范型。如此，本该充分体现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实现相关方交流、分享环评信息的民主参与程序，很容易蜕变为仅仅是为拟议对象完成正当化论证的形式作业。
信息经济学指出，如果信息能够被一部分人以低于其他人的成本获得、理解和吸收，那么，由信息成本较低的群体来行使监督权利可以大大提高监督绩效。[13]同理，鉴于职业群体和普通公众在分工条件下各自敏感的信息类型差异、信息获取能力差距，专业信息传递效率在双方的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由知识存量、专业参照系、以及分析工具的共享性/互适性决定，职业群体成员无论是对需要系统训练方可获致的编码化知识，还是于专业实践中提高“干中学”积累起来的场域性意会知识都会有更多的比较优势和默契，以行政官员为核心的发布方可以提高参与效率为由，借助《
环境影响评价法》公众参与制度中“公众”一词外延的不确定性，将信息通道进入权、意见表达权集中地转移/倾斜性地配置到专家手中，从而将大部分普通公众排除于环评场域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