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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独立评论》的一般性研究外，以该刊为主要阵地在自由主义者阵营内部进行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争论，因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化界产生了不小震动而成为众多研究者动用笔墨的对象。如顾昕的《民主思想的贫瘠——评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对民主派和独裁派的基本观点及其交战过程做了全面的评述，并特别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思想的理解和误解及其产生背景。至于这一论战的结果，文章认为：“民主赢得了宣传上的胜利，但在智识上的误解与混乱依然故我地存在。……中国的实际政治运作依然是权威主义的。”37董国强认为，这场论战的发生一方面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30年代以后国内局势急遽变化、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现实面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独立评论派成员构成的某种异质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38。闫润鱼的《民主﹑独裁抑或“修正的民主政治”》39一文，将这场讨论的声音，由以蒋廷黻和胡适为代表的独裁、民主两股扩展为三股，即增加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派。文章认为民主派和独裁派对于政体问题的讨论多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而于根本性的价值不顾，“修正的民主派”则“恰好填补了这些缺憾”，它既关照现实也考虑到了价值。
自由主义者在四十年代产生的影响在相当大程度上缘于其提出的“中间路线”主张，这个问题因此也成为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所谓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要坚持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要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关于这一思潮兴起的原因，研究者的分析大体是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思想家个人的追求两方面展开的。如胡伟希等认为：“这种思想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西方自由主义营垒中思潮转换的影响。”40宋亚文在讨论施复亮与中间路线思潮的文章中，认为施从20世纪20年代末参与改组国民党的“中间运动”起，一直没有放弃对民主理想的追求，所以他在40年代中后期可以“始终引领着中间路线思想的发展潮流”41。再如高力克对五四时期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的研究中也指出：“研究系的改良式社会主义，表征着现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发端，它日后成为现代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资源。”42对于中间路线主张，学者们多给予正面的评价，如陈先初认为：“民盟关于中国型民主的制度思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它没有将民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而是将其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让经济与政治同步。这种不仅强调政治民主而且同时强调经济也要民主的思路，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们(包括西方)的民主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束缚。”43
（四）关于自由的价值属性以及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
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调，着重强调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价值。但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却赋予以对本民族表示高度认同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以不可替代的优先性。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如何应对民族主义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还是工具性的价值，这是研究者无法回避也是乐于考究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只是为实现富强而借用的一种工具。这类观点在对严复的研究中表达得最为典型，贺麟早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就讲到，严复对“救时药剂”的关怀，远远超过了对“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关怀。44视严复以自由为工具的观点在学界很流行，其中尤以史华慈的阐述影响为大，他认为严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或达成国家富强的手段，严复“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45。林载爵认为：“严复思想中，‘单位’是为了‘总体’而存在，也就是个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个人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他的主体价值。”徐高阮也认为：“严复对于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的信服尽可是真实的，但这一切只是作为富强手段的价值，而非其内在的价值，引起他的强烈反应。”46李泽厚一方面根据严复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判定严氏是真正理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指出严复在实际主张上“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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