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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则把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当作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立场”。他分析说，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有些在思想方面可以划入激进派，但在行动上较偏重于制度化的民主方式。有些以前受过英法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严复、章士钊等，裹足不参加新改革运动，并常放弃他们早期的信念，其他采用自由主义观点的著名知识分子领导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则受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完全不曾系统化地接触过自由主义。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如张慰慈、高一涵和陶孟和，比较熟悉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理论。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是最浅明易懂和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其他杜威的门徒如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教育家。5
在以上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或理解中，已经显现出了学者们在更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问题上，以胡伟希为代表的学者既然以严复为中国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就可以从戊戌维新时期算起，而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则认为“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6。再如，关于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问题，凡对界定自由主义的标准确立得相对宽泛些的，就比较易于做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则是否定的。如谢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宣布：“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他以一个人能否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能否在热情中保持理性这样相对宽泛的标准来检讨“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其结论是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7而雷池月则不仅强调自由主义必须具备“承认别人和自己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等终极关怀的特征，而且对自由主义实际影响的考核也比较严格，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形态——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所以他的结论是：“要确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寻找具有实证意义的群体表现实在难乎其难。”8
（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类型划分
与判定自由主义标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殷海光那样宽泛的条件下，所谓自由主义者既包括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可以包括严复、梁启超等更早一些时候的人，甚至谭嗣同这样的“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也可以列名其中。9而在标准相对定得高一点的许纪霖那里，严复、梁启超等显然不能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上，最有争议的是严复。有些学者，虽然在评论严复之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功过是非上评价不一，但却承认他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由海外学者史华慈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就是把严复当作一个自由主义者展开其相关讨论的。此外，袁伟时认为严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一是珍视国家独立和富强，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民主化相结合。“在他的前期思想中，明确地表示议会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开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珍视个人价值……总之，这一时期的严复不愧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个人主义者。”10刘军宁在评价严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持守时也肯定了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11宝成关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竞其余绪。”12与这些看法相左，另有研究者则否认严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上述许纪霖的意见外，观点最鲜明的应以萧功秦为代表，他曾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13还有的学者则将严复作早期和中晚期之分，“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到1902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是最先提倡西化、将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介绍到中国来和较先改革中国语言的人。他也曾较先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但是在1902年以后，他逐渐转变为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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