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
闫润鱼
【全文】
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等。进入90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做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等；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论文则不计其数。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
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1 殷海光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深化相关研究的基点，如欧阳哲生认为殷氏的六条有太过宽泛之嫌，他本人则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2
与欧阳哲生实际上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行动取向的角度概括其特征不同，胡伟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或其思想属性来把握的，比如他曾把严复这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的思想特征概括为：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以及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并特别指出：“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3相比之下，许纪霖为中国自由主义者设定的门槛要高一些，他重在强调自由主义者是否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