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确立权利失效原则的意义及途径
　　我们认为，我国确立权利失效原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弥补诉讼时效的功能缺陷。我国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而不适用于形成权。而权利失效原则主要适用于形成权，其价值取向及法律效力与诉讼时效几乎相同，因而两者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另外，我国规定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在这一期间内，若相对人已形成了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确信，仍然适用该最长时效，有时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局，此时可适用权利失效原则弥补这一缺憾。
　　我国确立该原则也应通过司法途径而非立法途径。具体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适用的权利类型。我们认为一般应限定为形成权。因为我国的诉讼时效较短，对可由诉讼时效规范的权利，无适用权利失效原则的必要。但在可适用最长时效时，则可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权利。二是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们认为，为避免该权利被滥用，最高法院可适时编发适用该原则的判例，使该原则适用情况具体化。另外，如不适用最长时效规定而适用权利失效原则的，应报经最高法院批准。
　　
【注释】　 作者单位：杜颖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谢鸿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参见〔日〕成富信夫:《权利时效原则》，判例时报六十九号，第124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参见 加藤一郎:《民法/一卜》(上).有斐阁.昭和59年10月1日，第113页。

参见前引梁慧星书，第67页。

参见前引加膝一郎书，第114页。

王泽鉴:《权利失效》，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第340页。

之所以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为单方法律行为，而非抛弃权利的要约，是从效益角度出发。因此种行为于义务人有利，故依法可确定其为单方法律行为，以省却“要约—承诺”程序.参见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第86-90页。

对两者的区分，具体请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第340-341页。

参见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J，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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