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司法内部体制上，应当革除内部的行政化积弊，建立有利于法官独立办案的制度架构。这主要应当在两方面入手。一是取消各种对法官的行政性控制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可以独立办案、敢于独立办案的超然的法官，这就是要在制度上保证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上司”。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比如，确立法官免责制度，取消错案追究制，取消法官的层级制度，弱化法院的行政领导的职能，把他们的职权限制在法院的内部行政事务上，取消他们干预法官审判的权能，尽量弱化他们对法官升迁所起的作用。使法院的行政官员成为普通法官的一员，成为法官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法官的领导。取消同一法院中法官审判权的不平等现象，实现同一法院中的法官审判权的平等。二是实行稳定的相对高的法官薪金制度（当然要考虑财力的许可），使他们不必为自己基本的生活而操劳。特别要取消各种将法官的收益与办案多少与质量相挂钩的激励制度。更不能采取以二审改判的比率为标准的考核与计酬办法。因为这只能摧毁法官的独立人格，养成媚上的恶习。而缺乏独立性是法官品质的致命缺陷。
第三，强化社会对法官的监控，保证最优秀的人成为法官，保证法官只能按照法律办事。确立法官的超然地位和极大权威。司法独立并不是说法官可以独来独往，而只是改变法官监控的方法与途径：由国家的、权力为主的监控变成社会为主的监控。国家监控权力的消减必须代之以社会的力量。（注：我国加强对法官监督的方法可以用“十分完善”来形容，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法官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并没有因此显著提高，甚至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么？其实，是我们的思路不对，各种层级监督的方法在行政国度是有效的，但是在现代国家却未必有效，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的监控应当交给社会而不是国家。我们的法官监制度应当实现由国家为主的监控转向社会为主的监控。这是改变目前司法腐败的根本方法。）这种监控在目前法官素质不佳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在讨论到有关司法独立的话题时，人们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法官的素质问题。一个低素质的法官怎么能独立？独立了岂不成为社会的祸害？于是人们就到司法外的权力中去寻找监督司法的权力。这就造成沈家本所指出的古老中国的常态：“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中国则由州县而道府，而司，而督抚，而部，层层辖制，不能自由。”（注：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第2235页。）法官自上而下的控制的结果是法官愈益失去自主的能力，因而愈益不能独立。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法官永远长不大。其实，法官素质差正是司法独立的理由之一，而不是反对司法独立的理由。因为在法官素质不变的条件下，独立的法官生产的正义不比不独立的法官生产的正义少。人们之所以以法官素质低为由反对司法独立，是建立在一个想当然的并不存在的前提之上。即干预法官的人的素质比法官高，对法官的干预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正义。其实，干预法官审判的人的法律素质是远较法官还要低的。以一个比法官素质还要低的人、在司法制度以外去干预司法，会生产出比法官独立审判还要多的正义，岂不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的选择是：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同时，提高法官的素质，同时加强社会对司法的监控。这种监控包括：首先，由社会把牢法官的人口，防止法官职位为少数人把持，特别要禁止法官职位成为买卖的对象。这得求助于一系列的制度建构。在这方面，可以采用大陆法系的正规的法学教育制度加上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注：我国目前的司法考试制度（包括以前的律师考试制度）是成功的，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是各种舞弊行为难以制止。在这方面，除了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以外，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应当永远取消此类行为人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甚至不惜动用刑罚手段。因为这是国家的司法考试，不是一般的学校考试，他侵犯的是国家的司法制度。试想，一个通过舞弊行为而进入法官系列的人，他能成为正义的代言人吗？）并由公民在取得候选法官资格的人中直接选举法官，法官的任期应当在7年以上，并得连选连任。只要法官没有从事法定的有损法官形象的行为，法官的职位是有保障的。同时，防止“三盲”人员和坐台女成为法官。其次，在审判制度上提高公民直接参与司法过程的程度，以社会力量防止法官滥用职权。这方面可以吸收英美陪审制度的长处，改革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其能真正反映与代表民意，并能真正起到审判作用，而不是摆设。其三，增加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新自由是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础性制度之一，真正代表社会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是社会舆论。要给予舆论督司法的“尚方宝剑”，舆论没有上级。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部保障
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