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宗文豪客，卅年政事美誉多。
樊山批判真名世，至今犹传供研磨。
二
樊增祥一生著述甚丰，三万首诗尚且不论，仅就判牍言之，亦堪称“荦荦大观”。其于光绪二十三（1897）年手自编订《樊山批判》十四卷，“自序”中谓“服官十年，凡有讼牒，皆手自批答，先后殆以万计”，应非虚语。身前身后，或经本人亲自主持，或由他人编辑整理，《樊山公牍》、《樊山批判》、《樊山判牍》、《樊山政书》、《樊山批判公牍精华》之类版本众多，数量巨大，皆为研究樊增祥生平思想之重要资料。
如今在林林总总之中，我们选择《樊山政书》进行点校整理，主要出于以下四点考虑。（1）该书收录文牍种类较为齐全，不仅包括批语判词（全书以批为主），更包括咨、详、札、牌示、章程等文移类别；不仅包括公牍文件，更包括诸如《秦中官报序》、《复赵绅元中书》、《书王令景峩试卷后》等政阿论性较强的文章，裨于我们全面了解清代臬藩二司的日常文牍类型。（2）《樊山政书》全书共二十卷，四十余万字，与仅有三、四卷的《樊山公牍》、《樊山判牍》等书相比，收载内容较为丰富；虽然不如《樊山全集》那样宏富，却在司法行政事务上较为专门集中。（3）本书收载之公牍，起自辛丑（1910年），迄于庚戌（1910） ，前后凡十年，这十年又恰好是清末政治法律变革最为显著之时期。加之樊增祥堪为当时地方官僚之典型，因此，此书可以视为这十年间清朝地方司法行政之部分实录。（4）任何历史文本在研究中自有其长处，又自有其局限。清代刑部案牍汇录，如《刑案汇览》、《驳案汇编》、《刑部比照加减成案》诸书，历来为研究者重视。 然而，它们究属于司法高层，一方面，能够进入刑部视野的刑案毕竟有限，另一方面，这些刑案在司法程序上并不完整，前因后果兼而有之者较少，因此，并不能反映清代司法全局。本书收载樊增祥在秦中臬藩两司及江宁藩司任内公牍，由于按察使、布政使所处的独特位阶，公务繁冗，或批复州县文禀，或判决百姓讼案，或者申详部院，或者访查民隐，是以，此书作为研究清末基层政治法律历史之难得史料，有助于开阔研究的视野。（5）此书自清末梓行以来，刻本大都藏之图书馆中，利用起来诸多不便；影印本收于丛书之中，一般研究者困于财力，难以置之案头；价格较为实惠的点校本却一直没有。今天，我们将其点校出来，毫无图利之心，惟略尽绵薄，求为相关研究提供和保存一部基本史料而已。
面对某一具体史料，大抵阅者如法官判案，作者如案件之当事人。法官只有不带成见，耳聪目明，从当事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反复推敲，方能了然案情的真相。对于史料，阅者亦不应带着“有色眼镜”，只顾从史料中寻找那些与自己事先的想法相符的材料，而应该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个人的立场角度，做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判断作者的真意所在。对于樊增祥及本书所呈现的社会法律内容，笔者亦主张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角度给以同情的理解。通观全书，在清末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十年，樊增祥的思想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对变法之态度。樊增祥从根本上并不反对变法，只是更加主张普及教育、思想启蒙，在循序渐进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民俗风情”的道路。例如，对于制定
宪法，他自言道：“鄙意非不主变法也，惟凡事须循序渐进，为政亦因时因地而各制其宜，未有不问士民之品第何如而遽以西法概中人，且以一成不易不法概施于二十一行省万有不齐之人者，必欲行之，必在教育普及，民智大开以后。……吾非不以
宪法为是，特以时未至而强为之，犹饭未熟而加餐，必为脏腑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