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修律立场系采限制从属性说，因此，1、关于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问题，在理论上仍有争议，暂无定论。2、关于独立教唆犯问题，加之1935年
刑法中处罚独立教唆犯规定的删除可知，从现行规定来看，独立教唆犯不再具有可罚性。关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错误问题，按照教唆犯处罚还是大多数学者赞同的结论。
关于基本立场问题，从修正理由书来看，立法者本意系采限制从属形式，但由于规定的是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行为者”，为教唆犯。而犯罪行为通常认为必须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从这个角度讲，尽管立法者或许有意追随德国采用限制从属形式的所谓主流，却照搬了日本
刑法的规定，因此，从条文规定本身能否得出新
刑法系采限制从属形式的肯定结论，还不无疑问。
（四）我国大陆地区
刑法
我国大陆地区1997年刑法典即现行刑法典关于教唆犯规定的第29条与1979年
刑法第
26条的规定毫无二致。关于未遂教唆问题，张明楷老师认为，既然故意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如果能够肯定教唆者并不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且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则不宜认定为犯罪。但是，如果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行为仍然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就不能否认教唆者具有犯罪故意，应以教唆犯论处。[16]348-349笔者赞同张老师的结论。关于独立教唆犯问题，由于现行
刑法第
29条第2款“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从解释论上来说，处罚独立教唆犯是当然的结论。但从立法论上而言，若彻底坚持共犯从属性说，则不处罚独立教唆犯也是当然的结论。关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错误问题，有学者提出，以部分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立场，主张均以教唆犯处罚。[17]张明楷老师主张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为教唆犯。[16]357-358笔者认为，国外采用二元犯罪参与体系的国家之所以大多主张以教唆犯论处，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正犯是
刑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国家的正犯相当于我们的主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相当于我们的从犯，无论怎么说理，说到底是因为按照教唆犯处罚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的从严打击教唆犯的
刑法理念，换言之，在我们国家，恐怕通常是教唆犯要比正犯受到更重的处罚。因此，在我们国家能否在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认识错误问题上，一律按照教唆犯处罚，不无继续探讨的余地。
